“仁義禮智信”為儒家“五常”，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展中。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在新時代的呼喚下，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必將產生無窮的正能量，“仁義禮智信”也有著新的內涵和解讀。 

“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立字二人為仁(《春初·元命苞》)。”禮記云，上下相親謂之仁。“仁”的基本含義就是孔子所說的“愛人”，是人對于同類生命的基本同情和關懷。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檢驗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司法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在司法領域體現以人為本，就是要求法官將冰冷的法律柔化為三月的春風，給當事人以溫情感；就是要在法庭上將法律的語言詮釋為群眾聽得懂的話語，給當事人以親切感；就是要始終堅持能動司法，以人和人、人和社會的和諧為己任，想方設法、設身處地地化解糾紛，給當事人以公平感；就是要在司法實踐中貫徹“民本”的基本價值理念，做到重民貴民、愛民仁民、安民保民，給當事人以信賴感。

“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釋名》）。”義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孟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當前道德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確立一個社會的“義”，并且培養公民對“義”的自覺和信念。義是倫理的概念，法則是社會學的概念，社會是倫理的，更是法律的，法律是社會道德的最底線的規范。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官是法律的實施者，更是社會“義”的守護者，公正司法不僅僅是司法者的良知和責任，更是人民群眾的呼喚和期盼。另一方面，公正的審判在實現社會正義的同時，對社會正義也起著引導和示范的作用，是匡扶社會道德良知的砥柱，故法官當“言出為箭，執法如山”、“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釋名》）。”禮是一個人為人處世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標準。故《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禮作為中國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修養起了重要作用，它是社會道德文明程度的直觀表征，是每個人道德素質和教養程度的外在標志。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禮不斷被賦予新的內容。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法官是特殊的群體，是公平正義的化身，有著比常人更高的職業道德要求，法官必須更加注重司法禮儀，通過司法活動向當事人展示法官的學識、風度、氣度、教養與魅力等個人涵養，體現法官的整體道德水準和司法水平，這樣才能贏得當事人的尊重，贏得社會對法官群體的褒獎和認同。

“是非之心,智也”，意思是能夠分辨是非就是智慧，儒家把“智”列為“五常”之一，認為追求知識，增長聰明智慧，也是人生一個重要的價值取向，體現了對于知識和智慧的尊重。每一個職業都有與之匹配的專業素養和能力的要求，法官也是如此。當法治作為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法官的學識、能力尤為重要，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必須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機制、能力、人才隊伍和信息化建設”。當前，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矛盾紛紛體現到司法領域，對法官的政治智慧、社會智慧、法律智慧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法官必須能夠運用法律的方法、法律的思維、法律的技術來平息爭議糾紛。只有具有深厚的法律理論功底，能夠嫻熟地運用各種司法技巧，才有可能在司法裁判活動中體現出法官的智慧。

“信者，誠也（《墨子經》）”。儒家把誠信作為人的基本道德。《中庸》認為“誠”是“天之道”，“誠之”是“人之道”。這等于是把“誠”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源頭來看待。要取信于人，根本在于“反身而誠”。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與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理國家要“敬事而信”。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這對法官而言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是通過司法活動，著力維護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通過發揮法律的制裁和引導功能，促成社會誠信良好風尚的形成；另一方面，法官要致力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司法公信力來源于嚴格、公正、文明執法，來源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良好形象。這就要求法官滿足人民群眾正義訴求，注重司法自身的品格和力量，不斷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只有司法公信，才有可能通過司法的手段促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

黨的十八大的勝利召開，開啟了我國司法事業的新篇章，面對時代的呼喚，回眸千年的文化，我們定當有所思、有所悟、有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