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關于哈耶克，有一則故事：“撒切爾夫人在英國成為首相之初，多次召集內閣成員討論經濟政策，繁冗的討論多次毫不結果，最后撒切爾夫人終于忍不可忍，從皮包中拿出哈耶克的一本書，直接扔在會議桌上，簡潔地說，看看這個吧。”……近日，拜讀了由美國布魯斯·考德威爾著，馮克利譯的《哈耶克評傳》（下稱《評傳》）一書，對哈耶克的自由理念有了進一步的領悟：自由是光，有光就有亮度，自由的光亮亙古炫目，而自由不僅需要良善制度保障，更與開拓者熱情飛溢破舊立新的豪邁須臾不可離分。   

個人自由需要社會制度的保障

國人對哈耶克的關注，是與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知識界的重生同步的。作為當代最富創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的關懷與思索顯然在我們這里引起了深刻的同情與共鳴。論及自由主義的關懷，首當其沖的，自然就是對個人自由的捍衛。但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一種經濟學理論或一種熔兩者于一爐（如哈耶克所創建的）社會理論，當然不是“不自由，毋寧死”那樣一種樸素態度的表達，不是“詩意地棲居”（海德格爾語）那樣一種浪漫情懷的抒發，也不是“只遵循理性指引生活”（斯賓諾沙語）那樣一種唯理主義自由觀的論說。按照哈耶克的說法，自由是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中的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強制被減低到最低限度”。哈耶克所秉承的始自18世紀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自由主義傳統，關心的是每個人“在社會中可能享有的自由”。所以，他在論及自由時所關心的，不是個人的態度、情懷或精神境界，而是“社會共同生活的組織原則”。也就是說，他始終在思索的是，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地保障個人自由？這樣界定的自由（哈耶克稱之為“消極自由”），對于曾一度迷失于各種高調自由觀的我們，確實令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個人自由是社會創造力的泉源

不止于此。哈耶克所探求的實際上是這樣一種“制度框架”，它能在“為個人的首創精神提供最廣闊的活動空間”的同時，又能“為個人的努力進行有效合作提供最佳機會”。也就是說，他探求的是一種能使社會生活充滿活力且富有成效的秩序。這樣一種秩序，不僅能保障個人自由，同時也能保障社會進步。盡管“進步”一詞容易引起爭議，但我們也不難從常識層面確認進步的存在，尤其在社會開放、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明顯帶來許多文明成果的今天。哈耶克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文明便是進步，而進步便是文明。”看來社會進步也可理解為文明的發展。這種“進步”和“發展”并不表示趨向某個“目標”，而只是在保持社會生活和人類文明的活力。只要設想一下相反的景象——社會靜止和文明衰敗所帶來的僵固與凋敝，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對于我們生存于其中的現代文明來說，停滯的確就意味著死亡。哈耶克所關懷和思索的，不僅僅是個人自由如何才能得到保障，而且是人類文明（尤其是現代文明）如何才能得以持續生存和發展。而從后一個問題的角度看，個人自由更加顯得至關重要。這是因為，沒有個人自由，整個社會就會失去創造力，而創造力乃是人類文明（尤其是現代文明）的生命線。因此，個人自由一旦受到威脅，人類文明也就受到威脅。哈耶克一生親歷了多次這樣的威脅造成的危機與災難。他的關懷與思索，不是杞人憂天。同樣，他在我們這里引起的反響，也不是邯鄲學步。中國當前的改革進程以及近百年來在現代化道路上的追求與挫折，都明顯是人類現代文明發展之一脈，有著相同的脈動。

自由之認知活動需要萬象包容

如果問題僅僅涉及信念，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就像宗教派別之爭，本來就不是說理的事。但近現代各種觀念的主要生產者是知識分子，從原則上說，他們據以立論的基礎是知識。既然是知識，就必定不是來自信念，而是來自某種認知活動。既然是認知活動，就有出錯的可能:觀察不準、判斷有誤、推理不合邏輯等等。于是就有了辨析的必要、商榷的可能，爭論就這樣發生了。事實上幾乎可以認為，在近現代的觀念生產流程中，爭論是必不可少的工序。觀念之爭畢竟不是單純的知識之爭，總難免包含著信念的表達，有時候這會混淆爭論的性質。對此，哈耶克在弗萊堡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曾以“交換的公正”（自由派的主張）和“分配的公正”（計劃派的主張）之爭為例，做出了頗有說服力的澄清。他說:“關鍵的一點是，它（指上述結論）僅僅取決于科學的分析，而不是任何價值判斷。只有當我們就貫徹某種公正會導致什么結果取得一致后，對它們的選擇才依靠價值判斷。”真正有意義的爭論是在做這種選擇之前，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都會選擇能保障個人自由的制度，所以他決心要把“最偉大的科學統一性的傳統”和“就公共生活的重大問題表達信念的傳統……結合在一個經濟學家、法學家的學術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