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民事判決的說理
作者:徐建中 發布時間:2006-11-13 瀏覽次數:3885
民事判決,是指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終結后,根據查明的案件事實和有關法律,對雙方當事人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或者申請人提出的申請,作出的強制性的決斷。
在民智未開的蒙昧時代,人們相信一些超自然的事物判斷疑難案件的是非曲直。從前的“神明裁判”,不管是我們的獨角獸,還是英國歷史上的熱鐵裁判,或者某些部落采用的鱷魚審判,都是不講道理的審判。比如說獨角獸的神角觸向兩個嫌疑人中的一個,剩下的一個就是無辜的,只要大家相信這種結果是公平的、高效的,就是合理的,無須說明更多的理由。然而,文明時代已經替代了蒙昧時代,將判決理由加以仔細闡述不僅可以起到說服當事人的作用,而且可以抑制法官的恣意,并創造出法律的某種可預期性。如果說裁判文書樣式是裁判的骨架,語言運用是其血肉,那么說理就是其靈魂。
說理,顧名思義,就是說明道理。在民事判決中,是指法官在當事人舉證的基礎上,對某一特定案件事實如何認定、如何確定性質、如何分清是非、如何進行法律推理的出處理結論所發表的法律觀點。簡言之,說理就是在民事判決書中闡明的判案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明確規定:“判決書應當寫明判決認定的事實、理由和適用的法律依據。”但很長一段時期以來,法官在對“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法律原則不盡全面的理解下,只注重事實的調查,不重視判決的說理,甚至怕“話多失言”。在法院內部,對民事判決通常要求“簡潔明了,通俗易懂”而已。這種現象在過去法律很不健全,人們的法律意識相對較弱的計劃經濟年代,無疑是不得已而為之,或許也可以理解和容忍,但在今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對民事判決僅僅做到“簡潔明了,通俗易懂”怕是遠遠不夠了,如果民事判決缺乏說理性,即使該答案正確,也難使公眾信服,難脫武斷、專橫之嫌。
強調法官重視民事判決的說理,對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樹立司法權威至關重要,略顯夸張地說,堪稱為“醫治百病之良藥”。首先,有利于消除司法腐敗和裁判不公。民事審判中,法官的主要任務是認定事實和依法裁判,對此,除了認識上的問題外,還有一個意識問題,價值取向問題,如果不要求詳細說理,那么必然會為存心不公的行為大開方便之門;相反,如果要求說理“圓通靈透”,則必然會對裁判者心靈產生“凈化”,勢必對司法不公現象的消除產生積極作用。
其次,有利于當事人服判息訴。司法實踐中,當事人纏訟的原因很多,其中因不知事實如何認定,不知法律何以適用而懷疑法官有意偏袒對方的當不乏其人。如果民事判決缺乏說理性,勝訴者稀里糊涂,敗訴者不明不白,致使上訴增多,申訴不斷,使原先本能講清的道理變得越來越復雜。倘使裁判文書說理充分透徹,使當事人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使敗訴者心服口服,或口不服但心服,則勢必會減少當事人的抵觸情緒,不僅有利于當事人服判息訴,而且能增加民事判決的自動履行率,對解決“執行難”不啻為一味良劑。再次,有利于提高法官的職業素養。一份敘事清楚、用詞考究、說理充分的民事判決,可以準確地反映出一個法官的法學理論、邏輯思維、文字水平等綜合素質,如果判案不說理,千篇一律、套話連篇的裁判模式久而套之,必然會影響法官鉆研業務的積極性和緊迫感,長此以往,法官素質每況愈下。如果強調說理,必將激勵法官的敬業精神和創造性,久而久之,形成一批具有淵博法學思想,崇高職業道德,博大人格魅力的名法官,定會為社會和公眾所敬仰,這不僅是法治盛世的標志,也是社會民眾的福祉。最后,加強說理有利于法制宣傳和公序良俗的建立。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是人民法院訴訟活動的重要任務之一。法院通過民事判決的說理及公開,可以起到明確是非、宣傳法律的作用。同時,由于民事判決均系對發生在社會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具體糾紛的公斷,具有較強的預示性和倡導性,對社會公眾的價值趨向和思維理念有著深刻的影響。法官加強民事判決的說理,必將對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形成起到潛移默化的推動作用,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內人人自由,法律之中人人照顧,法律之下人人低頭的法治理想的實現或許也有杯水捧土之功。
綜上,說理的重要性當成不爭之事實,但如何讓判詞達到“圓通靈透”、“文理優長”,就不是那么簡單了。民事判決說理不足的原因很多,如法律尚不健全,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法官地位和選拔的現狀等宏觀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隨著依法治國的進程,司法體制將逐步趨向科學,此處不論。筆者試圖僅從微觀上探討以下民事判決的說理方法。古代選拔官吏講求“身、言、書、判”,要求體貌豐偉、言辭辯證、楷法遒美、文理優長。自唐代“以判為貴”以來,官場常以判詞優劣衡量才能的高低,奉行“觀其判知其才”的原則,可見判乃才的體現。如果制判者胸無點墨、腹中枵薄,是斷然寫不出“文理優長”的判詞的。所以,從根本上說,法官應當力求做到博學多覽并對社會、人生乃至人情世故有著深刻的感悟和理解,正像龐德所謂,“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茶壺里沒有餃子,固然倒不出餃子;但茶壺里有餃子,也未必就能倒得出。所以,對民事判決說理方法進行探討和研究,仍十分重要。
民事判決的說理,總的要求還是要做到堅持三性,即針對性、充分性和論證性。說理素材要言之有物,論證結論要形成內心確信,切忌強詞奪理、以勢壓人。下面介紹幾種具體的說理方法。
一、據實裁判法
民事案件中,相當一部分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法律規定明確的,此類案件,用擺事實、列規定的方法,足以起到講道理的效果,而無須再采用其他說理方法。如張三欠李四兩千元,張三當庭表示無異議,則可用“三段論”的方法直接作出判決,即大前提是法律規定債務應當清償,小前提是張三欠李四兩千元,結論是張三應當歸還李四兩千元。這種案件,道理淺顯,觀念一致,應提倡“簡當為貴”的制判理念,再長篇大論,無病呻吟,斷無必要。
二、依法認(推)定法
民事案件當然并不都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否則,法官也不會成為一個專門的職業。對于“事實不清”的案件,法官如何認定并作出判決,這是需要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術的??即對證據的審核和認定,通過對當事人所舉證據按證據規則進行比對、取舍、分析,認定案件的“法律事實”并作出裁判;而對當事人未按應負舉證責任提供證據或履行協助義務的情況下,則應當依法推定出“法律事實”并作出裁判。如甲訴乙追索撫養費糾紛一案。甲之母單身并與乙曾發生過性關系,甲以非婚生子的身份向乙主張撫養費并有其法定代理人申請親子鑒定,乙否認并拒絕履行配合義務,導致案件事實無法查明。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的目的和內容,可以將訴分為確認之訴、給付之訴和變更之訴。給付之訴的前提是確認之訴,即必須首先確認發生爭議的當事人之間存在不存在一定的法律關系。該案中,在親子鑒定無法進行的情況下,讓我們看看主審法官是怎么判決并說理的。主審法官認為:因被告與原告之母存在性關系,這使得原、被告之間具有父子關系成為可能。現原告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給付撫養費,被告否認與原告之間有父子關系,原告法定代理人申請做親子鑒定,作為被告有義務配合原告進行鑒定,現被告拒絕履行配合義務,使得鑒定無法進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根據該規定,本院對被告拒絕履行配合義務的行為適用妨礙舉證的推定原則,即推定原告主張的事實存在,原、被告之間存在父子關系。主審法官以扎實的法理功底,依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依法果斷地對一起“事實不清”的案件作出了恰當的裁判,維護了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
三、引經據典法
引經據典,即可以嘗試引用一些為社會公眾普遍認可的典故作為說理的素材,但“古調雖可愛,今人多不彈”。這里除借此呼吁一下“古為今用”,以不致割斷文化血脈外,主要是強調借鑒、引用典型案例進行說理。自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創設《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到現在,已經刊登案例300多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編輯部的說法,公報“它既不同于用于法制宣傳的一般案例,也不同于學者們為說明某種觀點而編纂出來的教學案例。它具有典型性、真實性、公正性和權威性的特點,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重要工具。”據此可見,最高人民法院事實上已經賦予公報刊登案例的準司法解釋的效力,我們完全可以將其作為同類案件的說理素材加以引用。
四、情理分析法
作為民事判決說理的重要素材的情理應是不違背法律強制性規定,符合公序良俗的人之常情。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一部適應國情民情的法律,必然應體現統治階級道德最起碼的要求,同時也應該反映出一定的公眾情感。在普通法法學中,“法首先是情理”這一格言被作為法的基礎觀念,以經驗主義為司法原則,找出每一個案件中最符合情理的解決方法,是建立普通法體系的基礎。法官在對具體案件進行裁判時,一定要結合案件當時的實際情況,在不違背法律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順情合理。在舒易平與藍劍集團啤酒瓶爆炸損害賠償一案中,被告提出證人李濤、榮升碧系原告親戚,對其證言的真實性提出異議。主審法官根據案發時的實際情況,如是判到: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由此可見,我國法律并未禁止當事人的親屬為其作證,所以,不能僅僅從證人與當事人的關系上否認證言的真實性;而且,消費者飲用啤酒,通常也只同親朋好友一同飲用,正如被告所承認的,藍劍啤酒并不限于在公共場所飲用,因此,消費者如果因飲用啤酒而受到傷害必須要有毫無關系的人作證,否則就不能獲得賠償的話,不僅有悖情理,而且顯失公平;更何況,李濤、榮升碧的證言,是被告向法庭提交,在庭審質證中,原告表示沒有異議,對于此一雙方已經不爭的證據,本庭當然予以采信。再讓我們看看民國初年的一份判決書的理由。孫恩元訴天津電車公司軋斃其子孫二慶一案,初審法院判電車公司賠償葬埋費三十元,撫恤費一百元,電車公司不服,上訴至高等法院。獨任推事董玉墀判到:查孫二慶之被軋身死,雖由于自己之過失,然該車中之司機賣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現該賣票人從寶善等既各科以刑罪,照該公司慣例,原有撫恤之辦法,孫二慶雖屬幼童尚無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豈僅一棺木費三十元即足為撫恤之資耶?至謂撫恤費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頗難辦理。查人命至重豈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應從優議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中國古代判詞中注重倫理、情理者不乏其例,值得我們很好地借鑒和反思。
五、勸諭教誨法
“審畢宜加勸諭”是清代鐘洋總結出來的判案原則。民事判決不僅僅要求判決結果正確,而且需力求通過說理,辯明是非,說服勸誡,達到教化之目的,使“刁狡者駁得倒,糊涂者喚得醒”。如甲與其胞弟乙債務糾紛一案。乙因欠債,求其胞姐甲,甲湊九千元給乙,并未言明贈與,乙當時主動出具收條一張給甲。后乙以甲可能占有其母遺產(現金)為由拒絕歸還欠款。審理中,在被告拒絕調解的情況下,主審法官判到:被告收到原告九千元系雙方不爭之事實,雙方爭議的焦點是此款是否應當歸還。根據物權法原理,貨幣系特別動產,實行“所有與占有一致”的原則。本案中,原告將其占有即所有的九千元交付被告,除非明確約定為贈與外,雙方之間就產生了債權債務關系,被告主張出具的是“收條”而不是“借條”的理由,不能否定雙方之間這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存在。被告主張原告占有其母遺產,數額不詳,證據不足,即便是雙方因繼承發生糾紛,也應協商處理或另行訴訟,而不應成為被告拒絕還款的理由。本案中,被告遇急,原告夜晚送款上門,姐弟相助,人之常情,現原告追索,被告豈有不還之理?審理過程中,主審法官曾力圖調解結案,因被告拒絕未成。希望雙方在此判生效后能主動履行或和解解決,不要再為此事影響感情,傷了和氣,所謂“骨肉之情,無絕也。”對此,主審法官不僅維護了“債務應當清償”的原則,而且運用“審畢宜加勸諭”的手法,延伸說理,起到了較好的效果,不僅債務問題妥善解決,而且使姐弟之情有所緩和。
六、法律解釋法
民事判決應當依據法律作出,而法律解釋法則無疑是斷案說理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權威的手段。對法律的理解,因利益、立場、學識、經驗的差異而往往不盡一致,甚至別之天壤。醫學、工程學與法學相繼發軔,起點相若,現今醫學、工程學早自“郎中”、“工匠”階段起飛,進步一日千里;獨法學猶邯鄲學步,籠罩在“概念法學”的陰影下,審判者一味專注于概念邏輯,只知“運用邏輯”為機械的操作,未運用智慧,為利益衡量。黃茂榮先生說過:“法律的現代化即正義的實踐莫不系于法學方法的認識、接受與應用,不然,小則免不了各說各話,不能客觀嚴謹地論斷是非,大則免不了強詞奪理,根據主觀利益顛倒是非。”由此可見,對法學方法尤其是法律解釋方法的研究和探討,應是成為“法律人”的必經之路。
為解決具體案件,必須獲得作為裁判大前提的法律規范。這種獲得作為裁判大前提的法律規范的作業,法解釋學上稱為廣義法律解釋。包括:確定法律規范內容的作業即狹義的法律解釋;法律漏洞的補充;不確定法律概念及一般條款的價值補充。在此,僅介紹狹義法律解釋中幾個常用的解釋方法。
(一)文義解釋
文義解釋,又稱語義解釋,指按照法律條文用語之文義及通常使用方式,以闡釋法律之意義內容。如法律上“善意”,并不是指慈善心腸,而是指“不知情”;再如“危險負擔”,非指自然意義上的危險,而是指“價金損失”。法律解釋,應以文義解釋為先,有復數解釋之可能時,始繼以論理解釋或社會學解釋。前述舒易平訴藍劍集團一案中,法官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所稱產品的“不合理危險”的文義解釋使人信服:“如果危險發生在產品的使用價值之內,是合理危險,比如飲酒過量使人昏醉,是理所當然;反之,如果危險的發生是在產品的使用價值之外,就是不合理危險,比如,此案中,啤酒瓶爆炸使人受傷。”
(二)擴張解釋
擴張解釋,系指法律規定的文義,失之過于狹隘,不足以表示立法之真義,擴張法條之意義,以期正確適用而言。
例如《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撫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對此條文的解釋,應當從保護公民人身利益,樹立“生命至重”理念,全面賠償受害人損失的角度而作出擴張解釋,即除上述條文列舉費用外,還應當賠償營養費、護理費、住宿費、交通費、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以求正確闡釋立法本意,準確適用于具體案件。
擴張解釋與目的性擴張不同。目的性擴張是法律漏洞的補充方法之一,指為貫徹法律規范意旨,將本不為該法律條文的文義所涵蓋的案型,包括于該法律條文的適用范圍之內。例如《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只規定了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法律保護。為貫徹本條文之意旨,應采用目的性擴張方法,對于其他人格權如人格尊嚴、自由、隱私、婚姻自主權等受侵害的,亦應適用本條。擴張解釋與目的性擴張的區別,其依據就是“射程理論”,即是否在文義“預測可能性”之內,在其內就是擴張解釋,如已超出射程之外,則不能為擴張解釋,只能為目的性擴張。下文中涉及到的限縮解釋,其與目的性限縮的區別,道理相反,不再贅述。
(三)限縮解釋
限縮解釋,又稱縮小解釋,指法律條文之文義過于寬泛,不符合立法真意,乃限縮法律條文之文義,使局限于其核心,以期正確使用。
例如《合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其中“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一語文義廣泛,若采用文義解釋,應包括債權債務關系、物權關系、身份關系(如結婚、離婚、收養)等,此顯然不符立法本意,從該法第二條也可看出,所以,對此應采用限縮解釋,解為僅指債權債務關系。再如《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規定,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行為無效。鑒于法律有強行法與任意法之分,其中任意法僅為補充當事人意思之規定,允許當事人以約定排除其適用。因此,應采用限縮解釋,解為民事行為違反法律強制性和禁止性規定者無效。
擴張解釋與限縮解釋,一取周延意義廣泛部分為解釋,一取其意義核心部分為解釋,法官非可任意為之,而應考慮法律目的,使整個法律秩序得以體系化,故均為體系解釋之一種。
(四)反對解釋
反對解釋,系指依照法律規定之文字,推論其反對之結果,借以闡明法律之真意者而言,亦即自相異之構成要件,以推論其相異之法律效果而言。反對解釋之法理,為“相異之事件,應為相異之處理”。例如《婚姻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對此條作反對解釋,即為“如感情尚未破裂,調解無效,應不準離婚”。再如《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采反對解釋,則凡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均應有效。
反對解釋,有一定的限制,并非任何法條都可為之。法律條文可否為反對解釋,乃取決于“法律要件”與“法律效果”間,是否具有“內涵的包含”及“相互的包含”的邏輯關系而定。同一法條可為擴張解釋,亦可為反對解釋時,應先為擴張解釋,例如《民法通則》第九條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若先為擴張解釋,胎兒出生時是活體的,則胎兒亦有部分民事權利,這樣解釋符合規范意旨;若先為反對解釋,則胎兒必然沒有民事權利可言,如此,自不甚恰當。
(五)當然解釋
當然解釋,指法律雖無明文規定,但依規范目的衡量,其事實較之法律所規定者,更有適用之理由,而徑行適用該法律規定的法律解釋方法。唐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當然解釋的法理依據,就是“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如橋梁禁止轎車通行,則大卡車更不待言矣;公園禁止折花攀枝,則摘果伐干就更應禁止。
進行當然解釋時,應當首先弄清“規范”的目的所在,然后再將事實與之對比衡量,以決定是否適用該“規范”。假如法律規定不得隨地吐痰,那么對墻壁上吐痰是否應當禁止呢?我們分析一下。不得隨地吐痰的規范目的,是為保護環境衛生,防止疾病傳播等,對墻壁上吐痰的危害較隨地吐痰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當然應在禁止之列。又假如,斷人手指者始構成犯罪,那么傷人手指比斷人手指對人的健康危害較小,所以傷人手指就不能認為已構成犯罪。
當然解釋與類推適用不同。第一,當然解釋為狹義法律解釋方法之一;而類推適用為法律漏洞補充方法之一。第二,當然解釋為直接推論,無須借助其他命題;而類推適用為間接推論,須借助“類似案型應作同樣處理”的法理規則。第三,當然解釋以“立法趣旨”的預測可能性為衡量,其射程較遠;而類推適用的事項系為立法者疏忽未預見,或因情勢變更。第四,當然解釋無分公法私法,均可采用;而類推適用僅可用于私法,公法奉行“法有明文”,禁止類推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