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6日，王某向某法院起訴，要求撤銷其與某房地產公司簽訂的拆遷安置協議。經法院協調，雙方于同年5月18日，重新簽訂一份拆遷安置協議，約定：1、被拆遷房屋合法建筑面積64.91平方米，車庫7.1平方米，合計補償總價89337.13元。2、安置房為淺水灣小區25號樓305室，建筑面積約110平方米，每平方米1380元，配套車庫約10平方米，每平方米700元，于2009年6月底前交付；到時王某只需繳納安置房與被拆遷房的差價及相關稅費。3、支付過渡費的期限自5月19日至安置房交付后六個月內。4、雙方此前簽訂的拆遷安置協議解除。5、如某房地產公司違約，應承擔違約金48萬元。6、本協議在王某于5月20日交付被拆遷房后生效。雙方在協議上簽字蓋章，并由某法院民一庭在該協議上蓋章。5月20日，王某將被拆遷房屋及附屬設施交付拆遷組驗收合格，并于5月21日以糾紛已解決為由申請撤訴，某法院當日裁定準許撤訴。2009年7月2日，該房地產公司以書面方式通知王某結賬交房。但王某以交付房屋未通過驗收為由拒絕結賬領房，并于同年7月17日向某法院起訴，要求某房地產公司支付違約金48萬元，房地產公司抗辯認為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而請求法院予以適當減少。在審理中，法院查實，淺水灣25號樓的消防驗收時間是2009年9月4日，規劃驗收時間是2009年11月6日。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并作出裁決。”

　　房地產公司未按合同約定的時間交付驗收完畢的安置房，對此按照合同的約定，應構成違約。對此法院形成了一致意見，但分歧在于，被告房地產公司是否應按約定的違約金數額支付給原告，還是認為該約定的數額過高應予酌減。為此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2007年5月18日的拆遷安置協議是在法院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法院的民一庭亦加蓋了印章，故被告應依約支付違約金。另一種觀點認為，違約金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本案原告的損失僅為房租損失，被告如支付約定的48萬元違約金，不符合合同法公平原則；法院民一庭蓋章的行為并不能產生如調解書的效力，故認為約定的違約金數額過高而應予以減少。

　　筆者贊成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一、法院民一庭蓋章行為的性質

　　民一庭作為法院的內設部門，其公章應僅在內部公務中使用。本案中，法院民一庭在拆遷安置協議上加蓋本應內部使用的印章，其行為并非代表國家公權力。故該蓋章行并不能改變拆遷安置協議的性質，無論從形式、內容上看，該拆遷安置協議僅應認為屬于民事合同，不能產生民事調解書相應的法律效力。同時，法院不恰當的蓋章行為，也不能作為加重另一方當事人不合理負擔的理由。

　　二、約定的違約金數額明顯過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的規定，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即違約金是否過高的比較標準為守約方的實際損失。本案中，房地產公司未能按期交房，對于王某而言的實際損失，主要是為此額外增加近一年的房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的規定，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王某在實際損失尚不足萬元的情況下，對于補償總價僅為89337.13元的被拆遷房屋，卻要求某房地產公司支付48萬元的違約金，明顯有失公正。

　　三、違約金的支付應與違約程度相適應

　　當事人根本違約的，應支付全額違約金；當事人未根本違約的，應支付與違約部分相適應的違約金。本案中，淺水灣25號樓僅是消防和規劃未能及時通過驗收，某房地產公司并未構成根本違約，其僅需支付與違約程度相適應的違約金。因此，王某與某房地產公司約定違約金的數額應當予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