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方有黨，名中共。共黨何以為業？民之仆也。

黨立二十八載，呼獨立，謀解放，外抗日侵，內除異患，始建國中華。立國綱，度彷徨，思革新，八方求索，至今逾九十載。所得幾何？百業興隆，民富國強初現，民心歸之如磐。何者？學也！

憶昔年，時維“一五”，內弱外孤：初入城，舊法無力，百業廢而民生困；始為國，眾帝邦欺，封鎖而欲孤之。黨以學求解，學以強理，理以導向，得振經濟，竟成社會改造之功；

又昔年，革新伊始，思想僵腐之兆現于黨內，又逢國之建設至折點，危難堪憂之際，黨重拾學之利器，滌除鄙陋，汲納正理，頓扶大廈之將傾，終成撥亂反正之果。

縱觀黨史，凡處危難、臨疑難、迷途猶豫之際，唯學，方得其解。故云：非學無以立黨，非學無以立國安邦。

今，民得安居樂業，國得強立于世，以為內外無憂也。是時顧學者，何也？四顧寰宇：西有美稱霸欲欺，東有日行挑釁，南有菲、越行不義，北有俄趕超之挾。疆域之危如影隨形矣！環視九州：民之所取，雖無寡而存不均；官之所謀，其意良而踐履異；民之需漸廣而深，不得滿；官之腐趨貪而惡，未得除。閭巷有怨矣！夫察千年政道廢替，蓋憂患隱于安定。唯學，可保民福之綿長，國興之久遠也。

（二）

學有道乎？黨之學，必以侍民為本，秉立德、增智、創業之求。

德，存于心而外于行，官之德，蓋“勤政、公道、清廉、端行”四者。君不見古之醉夢貪懶、怠于政事之主，終歸于政息人亡之途？近亦不乏安享奢逸、酒酣醉臥之官，或得鋃鐺入獄、萬民唾棄之果，或失卿卿性命而歸。反觀勤勉為政、鞠躬盡瘁者，無不名著青史，功耀汗青，世代稱焉！故知勤政于官，如耕之于農、營之于商，事之本也；今國之內外，利益綜雜，沖突、取舍難免也。公道之義，唯利之本、利之寡眾、利之優劣，兼法益、社稷之需以衡量之，親疏此彼莫因他故；“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知非廉則損公，又“公生明，廉生威”，知非廉以抑明、威，無威必損黨之大業！烽燧之年，甘于流血漂鹵，饑寒日月，亦沐風雨浴水火，然飽暖初富之時，奈何汲汲于微利，務親眷之封，攬民之利于私囊尤謂人不知矣？蓋德不立而意不堅。每思至此，予長為扼腕而太息也！須知薪如泉，肥如洪，泉細流久，洪猛溺舟；官乃民之向導，其言引眾言、行領眾行，古語有云：“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然官中不乏酒色之徒，沉于市儈，懷擁妓妾，歌舞升平，舉幣游樂，如棄草芥，上下欺瞞終致眾叛親離！數聞民有“德下”之怨，官德如此，夫民何求？得權失德，麻痹怠學使然。

智，謀政之識也。《禮記·學記》載曰：“學然后知不足。”人非生而博識，欲馭政非大智而不能也。然大智何求？學也。師以典籍，似聞大家之言，見其皓首窮經之途，故得啟心智、拓思野，增解患之力；師于民，知民之所需，汲民之智慧，思一絲一粟皆民之血汗所凝，更堅愛民之心，強富民之力。黨來于民亦歸于民，倚民力方解實踐之疑；師于史，可思接千載，超一時一地之限以觀全局。李大釗言：“人類，橫觀謂社會，縱觀謂史。史為社會之變也。”鑒古以知今，順史之勢必為國之計深遠；師于實踐，知萬物輪轉循回之律，依律為計，依計踐履，必達事半功倍之效。自古世事知易行難，先賢既有“欲逍遙游，必順萬物本性，以求物我一體”之明，今之為政，不可背之矣。物本皆變，今世甚矣！疑難憂患皆隨物變而生，而世間難得一勞永逸之計。黨舊日之先進非同今日，今日非同明日，明日非同世代，秉學以應時遷事易乃為大智也。

業，中華之復興也，立德、增智皆為其用，故曰學以致用。毛澤東精于《二十四史》，一日來者報：“工業限于水，欲引黃河水200于蒙，100經桑至官廳，100入汾。”主席笑言：“非大志也！《漢書·溝洫志》載，‘于包頭引黃經京，東注之海’之意，漢武帝時嘗有也！思引黃之利，改桑、汾為運河，或依黃治沙，方謂大志！”主席評《二十四史》，謂之大半假矣。“符瑞、迷信之書冗繁，況朝臣奉命而撰，必擇其善而隱其惡。”博古今以致用，善讀而不唯書，堪為世人治學之標也；亦有王明讀馬列至行頁之熟，然于實用無補，教條、主觀竟致損黨誤國之害！小平曾言：“一黨，一國，一民族，凡事始于本本、僵化、迷信，則必亡。”吐故納新亦創業之需，學可識優劣、汲新知而摒舊思，于踐履中深研以推其進，如此往復之中業乃成矣。

學乃立德、增智、創業之途，古今凡有大成者，必學有所得也。今民有所需，黨以學為應，民心之所想、意之所達指日可現矣。故黨之學，必為血汗拋流、夙興夜寐之堅毅，方無愧于傾天隳地之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