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政府加大懲治腐敗的力度，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層出不窮，行為人貪賄手段方式多樣化，其中賄賂行為對象也不再拘限于財產利益。結合我國現行刑法的相關規定，本文試對賄賂犯罪涉及的“非財產性利益”進行刑法罪刑設置上的探析。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了各種新類型受賄刑事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具體意見。這是繼5月30日中央紀委下發《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之后，為依法懲治受賄犯罪，推動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的一個重要舉措。《意見》共規定了十種行為的定性處理問題：一是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問題；二是收受干股問題；三是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問題；四是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收受賄賂問題；五是以賭博形式收受賄賂的認定問題；六是特定關系人“掛名”領取薪酬問題；七是由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問題；八是收受賄賂物品未辦理權屬變更問題；九是收受財物后退還或者上交問題；十是在職為請托人謀利，離職后收受財物問題①。《意見》規定的問題，都是案件查處中經常遇到存在異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提出明確處理意見，有利于及時查處、依法懲治各種新類型賄賂犯罪活動。

對于提升職務、遷移戶口、提供女色等“非財產性利益”能否納入賄賂犯罪的行為對象，以打擊此類危害社會行為，值得商榷。一種觀點認為，這種“非財產性利益”難以用金錢數字來計量，而我國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根據該條款的規定，受賄罪的行為對象和受賄利益僅僅是“財物”，但是我國刑法沒有對“財物”一詞的內涵及其具體范圍作出明確的界定。另一種觀點認為，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化，利益的表現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各種非財產性利益越來越多地體現于政治生活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財物”可以成為受賄的對象，其他財產性利益以及非財產性利益同樣可以成為受賄獲取的利益。因此，在新的形勢下，如仍然固守以狹義的“財物”為受賄罪行為對象的觀點，顯然已經不適當。這就為刑事司法實踐和刑法學理論研究帶來了一些困惑。

以“性賄賂”為例來作探討。“性賄賂”通常指的是國家工作人員接受他人提供的性服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亦即權色交易、以權謀色，已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權力腐敗形式，且有愈演愈烈之勢②。據相關統計，被查處的貪官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干部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性賄賂滋生了更為嚴重的權力腐敗，引起了公眾的強烈憤慨，對其進行刑罰制裁已成為社會共識。根據中國社會調查所（SSIC）的調查，69.9％的公眾認為權色交易現象嚴重，84.7％的公眾認為應該增加“性賄賂罪”。性關系本身應屬道德問題，但當性關系成為公權交易的籌碼時，它就成了刑法問題，將性賄賂入罪，必將是大勢所趨。

當前司法界不認定“性賄賂”行為構成犯罪，一般也不能認定為違法（如果不屬賣淫嫖娼），主要是依靠黨紀、行政紀律予以處理，被定性為“作風問題”。湖北省天門市原市委書記張二江任職期間，與100多個女人有不正當性關系，包括黨政機關干部15名，一些靠色權交易贏得張二江歡心的女干部中，7人得到提拔，2人的丈夫得到升遷，但是在此次公審“五毒書記”的過程中，因立法空白張二江案最為引人關注的“性賄賂”問題卻沒有被提起公訴。因此有人呼吁：“性賄賂”觸目驚心，應引起法律界的重視。然而，法律界卻對“性賄賂”是否入罪及如何處罰持有多種觀點：⑴高銘暄教授認為，“性賄賂”中的交換物不是錢財而是“性”，用“賄賂”兩個字與“性”搭配，在《刑法》中專門設立一個“性賄賂罪”恐怕不合適；⑵如果為了獲取金錢，受到提拔或得到住房等目的進行性交易，只能說明道德低下，應該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但是并不能說是犯罪，因為立法要考慮對所有人的效力，而不能是只對一部分人有效，刑法也并非萬能，刑罰應當謙抑，倫理規范不宜過多地上升為刑法規范；⑶“性賄賂”由于性行為本身就具有發生在兩個人之間，隱蔽性強的特點，目前的立法技術、取證手段都難以收集到可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的證據，所以實際操作起來也有非常大的難度；區分賄賂雙方是一種權色交易，還是真的有了感情，也給司法實踐操作帶來很大的困難；⑷從現行刑法來看，賄賂行為的罪與非罪，賄賂罪的量刑輕重，都依據賄賂的財物數額多少而定，而“性賄賂”的賄賂物是無法量化的，故其定罪量刑的依據就是個問題；⑸張泗漢教授認為，實際上很多“性賄賂”的行為都能并入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的案件一起處理，不少貪官的“二奶”、“情婦”最后都會不同程度地卷入這個貪官的犯罪活動中，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成克杰的情婦李平，被指控犯有伙同成克杰受賄罪和參與走私罪，一審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可見，對于性賄賂行為的處理必須慎重，由于提供性賄賂，是以“非財產性利益”進行賄賂的一種特殊而且多發的方式。近年來，我國刑法學界關于在刑法中設立“性賄賂罪”罪名并將其歸入賄賂犯罪定罪處罰的呼聲一度很高。此種做法它為刑法過多地介入并干預公民私生活領域打開了一個不小的缺口，可能會以犧牲人權為代價嗎？對于利用職務便利獲取性賄賂的行為，對其處罰是否僅限制在黨紀政紀處罰界限之內？這些都是對如何界定性賄賂行為需要解決的問題。

從古今中外的相關立法例來看，③在中國古代，《左傳?昭公十四年》中記載了邢侯因叔魚收受雍子提供的美色賄賂而將二人定罪處死的案例；在美國，2006年洛杉磯機場官員利蘭?王因為給市長詹姆斯?哈恩支付性按摩費，幫客戶牽線搭橋簽訂市政合同而被起訴；1998年，日本前大藏省官員井坂武彥因接受野村證券公司價值258萬日元的“行賄性招待”而被定罪；2003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級警司冼錦華因接受免費性服務而被判刑入獄，成為性賄賂定罪的先例。將性賄賂入罪并不是標新立異，而是一種刑事立法趨勢。

筆者認為，對于以“非財產性利益”為賄賂手段和以“非財產性利益”為受賄利益的行為，不宜放縱不管。從實際效果來看，單憑黨紀政紀顯然難以遏制以“非財產性利益”進行賄賂的現象，因而必須有相應的立法。這里說的立法，既包括刑事立法，也包括行政立法，對于利用職務之便謀取“非財產性利益”情節較輕的可以通過行政立法進行規制。“非財產性利益”的入罪途徑，一是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以擴張解釋的方法將“非財產性利益”賄賂納入刑法有關賄賂犯罪之中；二是通過刑法修正案另立新罪名。如果單設新罪名，為了在司法實踐中便于操作，對于非法收受、給予“非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宜以“次數”作為衡量其嚴重程度的標準。在立法時還需考慮“非財產性利益”的范圍、謀取利益合法與非法、行賄者是否處罰、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可構成犯罪、與瀆職罪的關系、刑罰輕重等一系列問題。為此，對受賄罪受賄利益的范圍，可適當擴大，但不宜將“非財產性利益”全部納入受賄罪的作為其行為對象。

注釋：

①參見“兩高”負責人《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答記者問

②方鵬著：《反腐敗：將性賄賂入罪是大勢所趨》，載于檢察日報2007年11月27日。

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