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孫某和原告傅某系離異夫妻，兩人于2016年9月在民政局協議離婚。孫某凈身出戶，自己在外做生意。家庭財產和孩子撫養權均歸傅某所有。2016年10月20日，孫某以年底資金周轉不便向傅某借款10萬元，并承諾過完年即償還。傅某考慮孫某離婚時未分財產，且兩人夫妻一場。便于10月25日將10萬元款項匯至孫某賬戶，孫某隨后寫了一張收條給傅某，原文為“某年某月，孫某收到傅某轉賬共十萬元整”。2017年3月底，傅某向孫某討還借款，孫某以各種理由搪塞，傅某多次討要不得后于2017年6月將孫某訴至法院。

庭審過程中，原告傅某訴稱：自己因被告孫某長期在外賭博才與之離婚，考慮到夫妻一場才借錢給孫某，有銀行轉賬記錄和孫某的收條為證，請求法庭判令孫某償還債務。

而孫某卻辯稱自己與傅某并無借款事實，之前傅某的轉賬是自己離婚時放棄了財產，之前共同生活時做生意有外債，這10萬元錢是傅某補償給自己的做生意還錢的。且有雙方短消息為證。故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審理：法庭經審理認為，原告僅憑銀行轉帳單和孫某的收條只能證明原、被告之間存在財產轉移的行為，不足以證明雙方之間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貸關系。現原告未能進一步舉證證明雙方存在借貸事實的依據，雖然提供了手機短信，但該手機短信未能體現正常借貸關系所應包括的借款金額、借款期限、還款方式及利率等借款的基本要素，故原告主張原、被告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依據不足，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據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原告傅某的訴訟請求。 

　  案件評析：民間借貸合同的成立首先要求當事人有借貸合意，這直接關系到合同的成立及違約責任的承擔。法院判斷借貸關系存在與否，借條、借款合同等是重要的書證，是當事人借款合意的外在表現形式。　

　　首先，銀行匯款單和收條并不等于借據，銀行匯款單只是當事人辦理過匯款業務的憑證，收條也只是證明收到錢款，不能證明有債務債權關系。而借據是由出借人保存的字據，反映彼此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證據。即銀行匯款單和收條雖然能反映原、被告之間有10萬元的金錢往來，但該款到底屬于何種性質，則處于不確定狀態，存在借款、還款等多種可能性，不能明確該款就是借款的唯一性，更不能認為彼此之間具有主張和償還的權利義務關系。

　　其次，原告應就彼此之間的借貸關系承擔舉證責任。譬如，銀行匯款單或轉賬清單上雖有匯出數額、收款人姓名，但并不能證明此筆款項正是被告向原告所借款項，雙方對借貸關系存在爭議的，債權人應當就雙方存在借貸關系進一步提供證據。本案中，被告對原告持有的銀行匯款憑證和收條的真實性不持異議，但否認原告提出的借款事實主張。在此情況下，需要原告進一步舉證，從而使法官能夠對雙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進行分析確認。作為大額民間借貸事實的親歷者，不能提供借條并說清借款事實等細節，明顯與常理不符，原告的陳述可信度不足，因此原告需要補強其他證據。

　　最后，在被告提供了相應證據的情況下，原告應當進一步針對被告提出的主張進行舉證，如原告舉證不能，則應當承擔不利后果。具體到本案中，被告對款項性質存有異議，也提供了相應的短消息作為證據，而原告除了銀行匯款單和收條以外，無其他證據證明該款項屬于借款，這就意味著原告需承擔舉證不能導致敗訴的不利后果。

　  筆者建議，此類案件涉及大額資金，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一定要增強法律意識，在進行大額資金借貸時，在轉賬的同時，一定要形成規范的借據，以避免發生糾紛后因舉證不力遭受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