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限制論一直以來是我國刑法學界所堅持的。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的沉淀，決定了目前我國必須嚴格實施《刑法》中，關于死刑的相關規定，這是與我國社會發展和國情想適應的，同時，保留死刑，嚴格限制死刑，才能正確引導我國早日實現法治社會的發展目標。

　　目前我國《刑法》分則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瀆職罪以外，每一章都規定有死刑罪。同時可以明確的是，死刑只有適用于保護法益價值大于生命價值的罪名上，例如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等罪。但即使明確了《刑法》的相關規定，也必須明確的是要完善我國有關死刑執行的相關規定。只有這樣，才能在尊重人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實現死刑存在的價值，同時也保證死刑實施的精確性、必要性和威懾性。

　　我國在刑罰設置中規定死刑之下的是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對于有期徒刑，刑法規定最高限為15年，數罪并罰的最高限是20年。而無期徒刑考慮自首，立功等狀況，也可能在服刑期間實現減刑。但是，我國目前的這種刑種的設置，在犯罪與刑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刑罰結構的調整也因此成為死刑廢除道路上的一個必經階段。

　　從古至今，中國一直保留這生命刑的執行。早在戰國時就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所同。”的言論，顯然，從中國原始的正義論出發，“殺人者死”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對殺人罪量刑的基本格調，并且延續至今。“殺人償命”是人類同態復仇的本能表現，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等害報應觀念的具體體現。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48條中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說我國是適用死刑制度的國家，犯罪分子在危害社會時手段惡劣，后果極其嚴重并具有不可饒恕的犯罪事實，就以國家的名義對其施以死刑。

　　我國在1997年修訂《刑法》后，死刑罪名有68個，與修訂前的刑法和單行刑事法律中的74個死刑罪名相比，僅減少了6個死刑罪名。《刑法》分則規定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瀆職罪以外，每一章都規定有死刑罪名 。雖然《刑法》修訂后，對死刑的適用條件作了一些限制，堅持了保留死刑、堅持少殺、防止錯殺的刑事政策。但總體說來，我國的死刑適用幾乎貫穿在整個刑事法律中。

　　一方面，關于死刑存廢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幾個關鍵問題之上，而關于人道主義和人生權利的關注，則體現了各國不同歷史背景的差異。人道主義者認為，天賦人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處以死刑就等同與殺人，所以必須禁止。預防論者通常認為，死刑的作用在于其具有威懾性和預防犯罪發生的作用。但在反對死刑，贊成廢除死刑的人中，不乏有人認為，死刑并不能起到威懾作用，況且死刑對諸如激情殺人、政治犯罪、欲殺人后自殺者等無法形成其內心恐懼。因而死刑并不具有足夠的預防刑罰教育的威懾力。

　　另一方面，人們之所以謹慎地使用死刑，恰恰證明了死刑存在的正當性。

　　死刑的保留是符合公民樸素的法律觀念的。懲惡揚善是人類社會長久以來所承襲的觀念，至今仍為廣大民眾所認同。趨利避害，則是人們衡量利弊得失的本能反映。因此，死刑對社會中可能存在的犯罪行為，是具有威懾作用的。

　　刑罰的教育作用，是針對那些雖犯有罪行卻仍存挽救可能性者才有意義。而在目前依然存在死刑的國家，對于死刑的控制已經非常嚴格。只有那些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的犯罪人才會被判處死刑。所以，以身試法的死刑并不違背刑罰的教育功能。

　　在廢除死刑的呼聲中，我們應該依然保持清醒的態度，以公正、公平的態度分析問題。

　　北京大學的朱蘇力教授對法律有過這樣一段描述：“法律是人們在群體生活中的產物，也是在群體生活中得以傳承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法律是一種文化的現象，法律的運作反映了一定的社會文化。”社會發展和國家的出現，導致了階級的產生，同時也正是由于這些社會因素，使得公民需要一種法律以實現對秩序和正義的渴望。而人們對秩序與正義的需求直接導致了法律的產生。法律從某中意義上說是創設了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法律之所以具有強制執行性，其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正義。

　　死刑及其行刑方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確實能夠維護社會秩序，代表了國家、人民的意志，但是，它又以極殘忍的方式結束他人的生命權利。

　　死刑之所以能夠存在至今，經歷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是和其所在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歷史等諸多因素不可分割的。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待死刑的判決，都持更加審慎的態度。另外，對于死刑范圍的規定及行刑的方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都正朝著更人道的方面去考慮和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