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實施兩年以來，我院每年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截止2010年5月份，我院新受理勞動爭議案件70件，比去年同期收案數量相比下降近50%，但案件處理難度卻在加大。同時，案件中出現非司法因素的干擾，對案件的影響也逐漸增加，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勞動者逐漸低齡化。80后、90后勞動者逐漸成為勞動爭議案件的主要當事人群體，且以1985年以后出生的偏多。勞動者年齡小，閱歷淺，缺乏辨別力，容易受到他人鼓動性言論的干擾，在案件處理中缺乏主見，或過于偏激，影響案件的處理結果。

二是勞動者文化層次較低。大部分低齡勞動者為外地來常務工人員文化水平較低，僅僅受過初小教育，工作中接觸層面良莠不齊，不善于辨別、接受正確的社會輿論引導。在解決糾紛時，對用工單位、甚至處理糾紛的仲裁委、法院有極大的抵觸情緒。

三是對媒體的非正常依賴。多數當事人將網絡輿論力量作為自己最后的抵御工具，不信任司法裁判，尤其在法院做協調工作時，對法院工作人員的善意引導與提醒持抵觸情緒，稍有不合個人心意之處便聲稱要將案件在網絡上曝光，要讓社會大眾評論用人單位的行為和法院的裁判等。

四是部分代理人素質偏低。勞動爭議案件中公民代理較為普遍，非律師、非法律工作者做案件代理人的占相當一部分，該類案件較難處理。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風險代理，代理人為謀取高額回報，利用目前訴訟費收取偏低的有利條件，漫天要價，肆意歪曲事實；二是鉆法律漏洞，鼓動勞動者追求高額補償，利用目前法律對網絡民事侵權尚無完備規定的缺陷，煽動勞動者將案件審理進程、處理情況等惡意在網絡發布。

出現上述情況，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一是勞動者對法律理解的偏頗。在整體的法制氛圍下，勞動者已經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但因為缺乏系統、全面的法律知識，對法律條文的理解比較片面，只局限于對自己有利的地方，再加上受到部分別有用心的代理人的不良引導，造成對法律規定的片面的、自以為是的理解。

二是法院對公民代理的準入門檻過低。我國民事訴訟法雖然允許公民代理，但與持有相應執業證的律師、法律工作者相比，公民代理人的法律素質相對偏低，但該類人員卻比照律師收取代理費，與此同時，法院對于究竟哪類人員可以進行代理卻沒有具體的規定，該類人員也沒有相應的執業規范予以制約。利益導向與門檻過低，吸引了部分人跨入公民代理的門檻。這部分人大多對法律知識一知半解，為人偏執，借用普通老百姓對法律和司法程序的不了解跨入法院開展代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為案件的合理順利協調解決造成了障礙。

三是目前法院系統強調調解的整體要求。部分當事人抓住目前法院考核中強調調解率這一點，視其為法院的軟肋，在案件解決中不接受合理的協調方案，而是堅持自己的意見，要求法院反復向對方做工作，直到最后才松口結案。同時，目前勞動爭議案件訴訟費收取偏低，5元錢的訴訟費使部分勞動者認為“不告白不告”，甚至在工傷待遇案件中產生了個別勞動者借工傷“碰瓷”的現象。

針對以上問題，擬提出以下解決對策：

一是提高勞動者的法律素養。加大對企業勞動者的培訓力度，不僅要告知勞動者如何以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且要告知勞動者依法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向勞動者傳送公平、正義、秩序等法律價值，逐步改善勞動者片面理解法律的現象，減少非理性訴訟的發生。

二是嚴格規范公民代理資格。對公民代理嚴格審查，由市中級人民法院統一建立嚴格的公民代理準入制度，建立公民代理人許可名冊，杜絕無法律學習背景與經驗、和當事人無近親屬關系、非受社會團體或單位指派的人員肆意進入公民代理行列。以制度規范來提高代理人素質，避免因代理人的不良導向引起當事人對司法不公的錯誤揣測。

三是調整訴訟費用收取辦法。適當調整訴訟費收費標準，提高訴訟門檻和訴訟成本，設置標的底線，杜絕部分當事人“不告白不告”的錯誤理念，嚴肅規范司法秩序，提升法院司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