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與判決是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解決民事訴訟糾紛的重要方式，都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手段，但是，當前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重調解，輕判決，甚至否定判決的情況，從而影響審判職能作用的發揮。

調解與判決的相互不可替代性

調解在化解社會矛盾中有著判決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當前社會矛盾長期沉淀，各種矛盾又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交織在一起，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本來一些本比較單純的事件，處理不當就會成為導火索，引起動蕩。強化調解，會鈍化社會矛盾或推遲矛盾的爆發，減少激化與誘發新矛盾的概率；同時在法院人少案多的情況下，更能有效緩解審判工作的壓力，減少涉訴信訪，調解有著判決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但是，調解的本質特征在于當事人部分地放棄自己的合法權利，這種解決方式違背了權利是受國家強制力保護的利益的本質。調解主要體現當事人雙方的的意愿，因而對不同的主體相同的行為調解處理的結果可能不同，使法律的公信力會打折扣，不利于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判決的作用是調解所不能替代的，判決它不依當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為當事人的意愿所左右，它把法律的規定與糾紛的解決融為一體，集中體現了國家的意志，判決對不同的主體相同的行為適用相同的法律規定，有著相同的結果，從而體現法的普遍性、明確性和肯定性的特點，有利于建立和維護一定的政治統治秩序、社會公共秩序，從而以其獨特的方式對人類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一位法學家曾經講過，法律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別的發明讓人類學駕馭自然，而法律的發明則信念人類學會如何駕馭自己。“維護憲法所賦予的公民合法權利，有權利的保障才有相對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會的穩定。這是解決社會穩定問題的治本之道。就此意義而言，維權就是維穩，維權才能維穩。”專家如此說。

過度熱衷調解的深層原因

當前實踐中重調輕判有著主客觀原因。一是案多人少，非審判性事務多。法院一個審判員一年辦結200件案子已平常，多的已在500件以上，甚至更多，從送達到開庭到制作法律文書到宣判，到向當事人釋法，到接訪，不少法官是“白加黑”和“五加二”的忙著，但仍難以完成審判任務。調解程序相對判決較靈活，調解書的制作也比寫判決書簡單與省力，審判別人員當然選擇省力又高效的調解辦案方式，既可節省時間又可利用零星時間完成非審判性事務。

二是調解辦案風險減小，無錯案追究的擔憂。現實中，判決后勝負皆服的情況雖然也有，但引起一方或雙方不服的概率卻極大，案件一旦上訴被發改，責任幾乎全是承辦人擔著，調解不存在上訴的問題，也就不存在改判或發回重審的可能，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情形又極少發生，調解相對于判決是風險很小乃至無風險。

三是質效排名的影響。在民事審判質效考核中，考核指標分別是法官人均結案數（8%）、結案率（7%）、上訴率（5%）、被改判率（20%）、民事案件調解（30%）、申請再審率（12%）、再審率（18%），其中正向指標有結案數、結案率、民事調撤率三項，反向指標有上訴率、發改率、申請再審率、再審率四項。反向指標幾乎全與判決有關，判決率越高，反向指標數據就越大。正向指標占考核分值的45%，而民事案件的調解撤率又占正向指標的三分之二，成了正向指標的核心，由于調解與判決在考核指標中成反向關系。被考核法院與審判人員為了趨利避害，重視調解，不愿意判決是理所當然的。

樹立科學的調判觀

調解和判決都是解決糾紛的法定形式，它們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共存于需要化解的社會矛盾之中，同樣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過于貶抑一方或褒揚一方的做法，在實踐中都很容易帶來不利的后果。真理向前一步就是繆誤。

當前在解決糾紛化解矛盾中，不能千遍一律調字上前，調字優先，而要調解與判決兩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軟，要堅持調解與判決并重的原則。調解在不少價值上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不謀而合，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應更為重視調解，更強調調解，但也不能因此就冷落了判決。對于法院和法官來說，調解和判決都是調處民事糾紛，定紛止爭的手段，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是采用調解方式，還是運用判決方式，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合理選擇適用，需要因案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能調則調，當判則判，這才是是最具理性的選擇。不能為了片面追求調解數據，而設置訴訟門檻、以壓促調、強迫調解、久拖不決。要處理好合法性與自治性的關系，調解的自治性，不能以調解的合法性為代價，依法調解仍應是應當堅守的原則

樹立科學的調判觀，必須要建立科學的考核體系。當前困擾法院最主要的是人案矛盾，案多人少，考核的重點應是結案數量，特別是院人均結案數。小平同志說過發展是硬道理，那么法院執法辦案也是硬道理，審判才是第一要務。要化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在質效考核中，應提高結案數量指標應比重，結案數的多少表明了化解社會矛盾所做工作的多和少，沒有數量就不會有質量，在考核指標分值中結案數量不應低于50%，只有這樣才能鼓勵干警多辦案快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