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的。”刑事訴訟法雖對取保候審的對象等作出了規定，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執行取保候審制度存在諸多的問題，有的該取保候審而不取保，不該取保的卻取了保。有的取了保卻無人執行，使取保候審流于形式。有的案件公訴到法院后，取保候審的被告人不能及時歸案，有的逃匿，造成案件無法審理，暴露出取保候審制度存在的缺陷，亟需加以完善。

[制度缺陷]

一、取保候審的對象失之過寬。雖然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取保候審的對象只能是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的。但由于對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僅規定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的限制條件，這樣的規定太籠統，司法實踐中無法把握不適用取保候審的標準，導致取保候審的對象過于寬泛，取保候審的比例越來越高。以筆者所在法院為例，2006年取保候審的被告人占公訴案件被告人的40%以上，公安、檢察部門對有的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搶劫、強奸等嚴重刑事犯罪和5年內又重新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取保候審。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后即逃之夭夭。取保候審成了他們逃避刑罰處罰的通道。同時，將那些本不該取保候審的被告人取保候審，使案件公訴到法院后，法院只有對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加大了法院的工作壓力。以筆者所在的法院為例，2006年對62名被告人決定逮捕，占所判決被告人的21%。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公安、檢察、法院環節是抓了又放，放了又抓，造成執法的不嚴肅、不統一。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成了有的司法人員索賄、收賄的手段，滋生了司法腐敗。

二、取保候審的期限規定過長。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8條的規定，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12個月。因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體采取多長的期限缺乏明確的規定,檢察、法院都規定在各自環節對被告人重新辦理取保候審手續，取保候審期限重新計算，那么對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最長可能有36個月的取保候審。而案件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環節的期限一般都不得超過一個半月，3個階段之和也才4個半月，確定12個月取保候審期限明顯過長。取保候審期限過長，不利于公安機關提高辦案效率，容易產生候而不審的現象，也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沉重的心理負擔。公安機關長時間不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常出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為案件已經結案而離開居住地的現象。

三、取保候審的保證責任不明。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交納保證金。該條雖規定了保證的方式，但對保證金的數額未作明確的規定，造成司法實踐中執法的混亂，有的被告人交數萬元，有的交幾千元。交多少保證金才能達到保證的目的，無法把握。有的犯罪嫌疑人把交納保證金作為逃避刑罰處罰的一種手段。幾千元的保證金對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起不到任何約束作用。同樣，因刑事訴訟法第54條對保證人雖明確規定了必須符合的條件，但對保證人有無能力履行保證義務無法考量，對保證人未盡保證責任，應負的法律責任規定不明確，許多保證人并不知曉不盡保證義務應承擔的法律后果。刑事訴訟法對保證人未盡保證義務僅規定作罰款處罰，難以達到保證的目的，保證人的保證時常流于形式。

四、取保候審執行不力。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1條的規定，取保候審由公安機關執行。但由于公安機關警力不足等原因，對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檢察、法院交付執行的被告人基本處于失控狀態，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所地在外省、市的，是由案發地公安機關執行，還是由被告人住所地公安機關執行不統一。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的規定，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居住的市、縣，但對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應履行何種批準手續，沒有明確的規定，執行機關批準被告人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應征得決定機關同意的規定沒有落實到位，因缺乏嚴格的審批手續，批準流于形式。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隨意離開居住的市、縣，有的只是打個招呼，有的連招呼也不打，無人過問，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提供了可能。

[完善建議]

取保候審是一種法定的強制性措施，必須嚴格執行，以維護法律的嚴肅性，為此，應對刑事訴訟法的有關條款予以修改，對取保候審制度加以完善。公安、檢察與法院之間應加強配合，將取保候審的規定落到實處，以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筆者建議：

嚴格取保候審對象。因為刑法對緩刑的適用范圍規定為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并明確規定累犯不適用緩刑，因此對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和依法應構成累犯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取保候審也就無實際意義。筆者建議對刑事訴訟法第51條進行修改，將取保候審的適用范圍界定為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的。明確對刑滿釋放后5年內又重新故意犯罪的，不得取保候審，但患有嚴重疾病的或正在懷孕和哺乳自己嬰兒的等情形除外。從制度上改變目前取保候審過多，不該取保候審而又取保的現象。

改革取保候審保證方式。從司法實踐來看，單一的人保或財保有時難以起到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時歸案的作用。單純的人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自身沒有接受約束的內在動力，往往會出現違法的情況，而保證人多是只管保，不管看，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而不候。而實行保證人與保證金并用，并不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更有利于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時歸案。世界是許多國家都采用財保和人保雙重保證的方式。只要完善相關制度，實行人保與財保并用不會增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累。同時對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二款予以修改，明確規定保證人的法律責任。對不履行監督義務的保證人，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進行處罰，除罰款外，可予以行政拘留等，以強化保證人的保證責任。

縮短取保候審期限。因12個月的取保候審期限脫離了我國司法實際，產生了很多弊端。筆者建議對刑事訴訟法第58條予以修改，規定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6月。這樣可以促使司法部門加快對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理的節奏，提高司法效率，防止候而不審的現象，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也可減輕執行機關的工作壓力。

建立取保候審人員定期報告制度。為改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期間監管失控的現象，設立被告人定期向執行機關報告制度很有必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后，應定期到執行機關匯報情況。從司法實踐來看，可實行每10日匯報一次，執行機關應明確專人接待。同時，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離開居住市、縣批準手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離開所居住的市、縣，必須寫出書面申請，說明外出的時間、地點和事由，并提供所在村（居）民委員會等單位的相關證明，交執行機關審批。經執行機關分管領導批準和決定取保候審機關同意后方可離開，非治病、奔喪等重大事由一律不予批準，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借外出打工之名而逃匿，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傳喚時及時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