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宿遷訊：家住泗洪縣曹廟鄉梨園村的裴趕，由于小時候患小兒麻痹癥，一條右腿落下終身殘疾，快40歲了還沒有娶上媳婦，一直和父母在一塊生活。他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裴趕不能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活，平時就是靠手工編折子（蘆葦編成約30公分寬的長條狀用于屯糧用）、席子換取一些生活費用，也算是自食其力，然而，近來遭遇的一連串事情，卻讓這個中年漢子深刻體會了悲喜交集、酸甜苦辣。故事還是從頭說起。

天上掉下個“傻”妹妹

2006年夏季的一天，裴敢乘著早涼，坐手搖（輪椅）車到鄉集上去理發，剛搖出不到三里路，在鄉間的小道上，一個蓬頭垢面渾身臟兮兮的女子攔著他的車子沖他傻笑，他一看那女子，樣子像個愣子，他便想躲開，可是那女子只是傻笑，裴敢向她問話她也不答，裴敢心想，誰家的小愣子走失了，家人一點非常焦急的，放在路上說不定能被熱死或餓死，出于同情，裴敢就叫女孩跟自己回家吃飯。回家后，裴敢母親幫女孩換洗干凈，女孩就在裴敢家中住下了。

收留了這名女子，裴敢才知道麻煩惹大了，這女子平時不說不講，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高興時就傻傻地笑，而常常是突然地發病，打人咬人，也咬自己，家里的碟子碗沒有過一個禮拜就被她砸光了，窗子上的玻璃也被打的支離破碎、千瘡百孔。裴敢和家人商量，想辦法盡快把傻子送回家。之后，裴敢向鄰居們打聽女孩家的住址，但是沒有人知道的，裴敢又把女孩送到派出所，讓其幫助女孩找到家，派出所采取在周邊縣市走訪、張貼認領啟示等方式尋找智障女的監護人均沒有結果，后又把女孩送回裴家。

被告發成為犯罪嫌疑人

三四個月后，好心的鄰居們建議說，裴敢都快40歲了，又是殘疾人，上哪兒去找女人啊，不如就同小愣子在一起過算了，過兩年說不定能有個一男半女的，將來也好有人照應了，裴敢的家人采納了鄰居的建議，便同意裴敢與女孩同居了。2008年2月26日生下一個女孩，裴敢為其取名晴晴，他希望自己女兒的生活能風平浪靜，只有晴天沒有風雨。隨著晴晴一天天長大，這個本來沉悶的家庭里會不時地傳出逗孩子的歡聲笑語。可是多了一張吃飯的嘴，而裴敢既要侍候“老婆”，又要照顧孩子，干活的時間少了，家庭生活日漸拮據。裴干2007年曾借給同村的朋友小安5000元錢，約定一年后償還。一年后，經幾次催要，小安一直沒有還錢。到2009年2月，當裴敢再次去要錢時，小安說：“你再向我討債，我就告你犯強奸罪?！睅滋旌?，小安便向公安機關揭發了裴敢的罪行。

法院作出以人為本的判決

案情非常簡單，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后，按照訴訟程序2009年4月28日泗洪縣人民檢察院對被告人裴趕犯強奸罪，向泗洪法院提起公訴。泗洪法院于當日立案，并依法組成合議庭，經泗洪縣人民檢察院建議，并征得被告人同意，不公開開庭對該案進行了簡化審理。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裴趕下肢嚴重殘疾，2006年夏季的一天，其坐手搖車到本縣曹廟鄉曹廟街理發途中，見一名無人照看的智障女在路邊便將其帶回家中照料，數月后，在鄰居的提議下與該女同居生活，并于2008年2月26日生一女兒。經鑒定，該智障女屬精神發育遲滯（重度），由于受智能障礙的影響，對性行為無實質性辨認能力，當受到性侵害時，無性防衛能力。案發后，公安機關將該智障女帶到周邊縣、市查證其身份未果，未能找到該智障女的監護人。

泗洪法院認為，裴敢明知是智障女子而與其發生性關系，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但裴敢出于同情將流離失所的智障女帶回家中照料生活，經鄰居建議娶其為妻子并開始同居，其目的是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事實上對該女盡了照顧、撫養義務，故犯罪情節輕微，應免予刑事處罰。面對生存權與性權利的沖突，江蘇省泗洪縣人民法院做出以人為本的選擇。6月11日該院作出以被告人裴趕犯強奸罪，免予刑事處罰的判決。

相關法律鏈接及釋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苦干問題的解答》中規定“明知婦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癡呆者(程度嚴重)而與其發生性交行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應以強奸罪論處”。這是本案經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機關移送起訴、法院裁決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據。通過該案，確有必要引起我們對民意與司法視點差異的研究，有必要深思刑法對女性精神病患者、智障者性權利保護規定。

該規定的立法本意在于：加強對女性精神病患者、癡呆者這一無性防衛能力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因為該類人員沒有意思表達能力，無行為能力，故不論行為人采用什么樣的手段與其發生性行為，均不是其意志自由的體現，符合強奸罪的構成。將此種行為規定為強奸罪，有利于保護女性精神病患者、癡呆者的性權利。但具體到本案，對裴敢追究刑事責任，卻不符合公眾對事件的直觀感受，使民意不悅。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反差？關鍵在于，司法與民意的視點存在分歧。裴敢因為下肢嚴重殘疾，39歲了依然打著“光棍”，事實上他也是一個弱者，他需要愛，需要一個家。我們的社會救助體系還遠遠不能滿足救助者的需求，在智障女流落街頭的時候，社會無以救濟。而正是出于愛與家的需要，裴敢將流落街頭的智障女帶回家中，給她提供生活保障，后同居生活，相互依靠，并生育一女。這是兩個可憐人的“幸福世界”，很容易激起公眾同情。然而，當該女子有“家”的生活時，法律卻偏偏在這個時候站出來說“這是犯罪，是強奸”，欲對一個與其同居的救助者課以刑罰，一副冰冷的面孔。正是這個顯明的反差讓民意追問司法：“那個女人流落街頭的時候，你們這些機關在干什么？”至此，爭議已經不再是對智障女性權利的保護，而是公眾對智障女生存權保障問題的追問。社會既然不能保障智障女的生活，為何還要將娶其為“妻”、給其生活尊嚴的保障者繩之以法？法律是保障人的生活秩序，讓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讓人無法生活。因此，在適用法律時不僅要考慮對智障女性權利的保護，同時也要考慮她生存權的保障。

然而，本案裴敢的“婚姻”無論任何都是不合法的。因為智障女是否嫁人應該由她的監護人來決定，而到目前為止，智障女的監護人并沒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