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成因透析
作者：轉載《法制日報》 發布時間：2009-03-19 瀏覽次數：2644
多方努力信訪案件下降但數量仍居江蘇之首“無理”信訪鼓動串聯信訪現象增多值得警覺
徐州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成因透析
本報記者 丁國鋒
導讀
2008年，徐州中院涉法涉訴進京信訪案件達174人次，位居江蘇省第一。和往年比，這個數字已經下降了17.6%。
為了壓降進京赴省信訪案件的數量，甚至達到“零信訪”的目的，全國不少地方已經把信訪量作為了對部門、對干部考核的一項重要依據。而信訪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大了一線的工作壓力。信訪與法官的工作業績掛鉤，給很多法官辦案帶來了“微妙”的變化，“信訪”思維悄然產生。
已到中午12點半，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接訪法官譚曉兵還沒有機會“閃身”。
“今天是領導接訪日，所以人比往日多一點兒。”譚曉兵指了指窗外說，那幾個兜著頭巾、揣著布袋的人，都是等著領導下午接訪的。
這個領導接訪日，來了50多人，有些是來問詢的，有些是新的信訪戶，但有一半人是“老信訪”。
2008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通報，徐州中院涉法涉訴進京信訪案件達174人次，位居全省第一。
“去年光我批辦的群眾來信就超過1600件。”徐州市中院院長李后龍說，和往年比，徐州的涉法涉訴進京信訪數已經下降了17.6%，70余件涉法涉訴疑難復雜信訪案件得以停訪息訴。
盡管如此，處理各種原因引起的涉訴信訪問題，依然是令人頭疼的事。
“無理”信訪，甚至鼓動串聯信訪現象增多，法院已經不堪重負。為了“纏上”法院，一些人動足了腦筋
據李后龍介紹，徐州歷來是江蘇省內涉訴信訪最多的地區。
徐州市地處江蘇省最北部，去北京和去南京的路程差不多，特有的地理位置加上當前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徐州出現了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關、停、減產、倒閉的情況，其中部分中小型企業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倒閉，“棄企逃債”也引發了債權人、工人的群體性信訪事件，這些都屬于涉訴信訪的范圍。
“審判工作在法定程序內是有規律進行的，而涉訴信訪問題，因為沒有任何規律規則可循，很多糾紛源頭并不在法律本身，牽涉的面太大，使這項工作成為各項工作中最大難點。”具體分管信訪工作的徐州中院院長助理喬英武向記者列舉了幾個數字：84%的信訪案件未經省高院復查程序直接到最高院越級申訴；案件尚在一審二審正常審理中，當事人就進京信訪的占11.7%；而法院裁判錯誤而予以“糾正”的法律判決僅占信訪案件的5%左右。
“尚在正常審理中的案件，就出現赴省進京的非正常信訪，至少暴露了當事人企圖通過信訪給法院‘施壓’的目的，不僅干擾了法院正常的審判工作，而且可能引起另一方當事人尊重司法裁決理念的反彈，這種現象已經偏離了正常訴求的軌道，應該及時受到關注，用‘訴訪分離’的方式區別接待處理。”喬英武說。
很多老信訪戶們，則利用信訪通報制度，與地方政府展開了“博弈”。據統計，僅在徐州，利用“涉訴進京信訪登記通報制度”而重復進京登記的就占36%，其中一人登記的次數甚至達到17次。
徐州市鼓樓區法院立案庭庭長羅育憶對記者說，一些原本確實不屬于法院立案范圍的，當事人通過獲得法院的不予立案裁定書而去申訴信訪。在歷史問題、涉及拆遷、征地、勞動爭議以及醫患糾紛等方面，越來越多地出現了“無理”信訪的情況。
“‘無理’信訪甚至鼓動串聯信訪的現象增多，法院已經不堪重負。”羅育憶舉了一個例子：一個小伙子喝喜酒，因為貪杯，加上身體本身就有問題，“喝死”了。事情鬧到了法院，請他喝酒的人，從道義層面補給了他家人1.3萬元，本來不存在什么糾紛了。后來這家人聽說“信訪有用”，能多搞點補償金，就開始信訪。地方政府迫于壓力，通過民政救助，又給了他們1萬元。不久，他們再次信訪，要求解決家人低保問題，還要求法院幫助他家孩子進名校讀書，每月還要給生活費，要價比烈士子女的標準還要高。
“為了‘纏上’法院，一些人動足了腦筋。”泉山區法院立案庭庭長崔鐘晨對記者說，一個70多歲的農民，以前也是為了經濟利益而外遷了戶口，現在為了取得養老金、醫療補助費以及定期生活補助費等村民待遇，在咨詢法律人士得知法院不可能立案處理后，就以欠款糾紛為由，欺騙法院立案受理了案件，把居委會告了。開庭時，他卻突然變更訴訟請求，被法院判決駁回起訴。他多次找政府，提出他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就開始不停地申訴信訪。江蘇高院甚至為了這個案件指定連云港中院再審，他還是繼續信訪，還公開承認說“的確和法院無關”，“但不‘纏上’法院，誰會重視我呢？”
“上訴”不如“信訪”的論調在悄悄“膨脹”，而通過合法途徑、合法程序主張權利的概念，正在被“顛覆”
譚曉兵用“形形色色”形容來法院信訪的人。“接待信訪成為了法院的‘窗口’，老百姓想來找‘清官’，我們的工作壓力就很重。”譚曉兵告訴記者，在很多涉法涉訴信訪中，法律問題并不是主要的，首先是給信訪者“滅火”、“消氣”。
一個農村婦女和婆婆打起了遺產官司，法院沒有支持她的訴求，她聽人說可以信訪，就來了。一到法院她就在地上打滾兒，還張口就罵人，說法官拿了好處了。后來，接訪法官耐心向她解釋，她丈夫的遺產婆婆也有份兒，她這才停止了吵鬧。
“無論對方有理沒理，先要耐心聽他們說，再依法引導。”譚曉兵總結出這么一條經驗。
同為徐州中院接訪的法官陳玉浩，每天上班前必須做的一件事是“調整一下情緒”。陳玉浩對記者說：“如果流露出一點點不耐煩，或推諉、拒絕了信訪者的要求，哪怕他們沒有道理，我們也很容易受到指責。”
與手持法槌的同事相比，陳玉浩說自己少了許多法官的“威嚴”，但這個崗位成了法院“案結事了”的最后防線。
因為堅稱丈夫1992年曾以個人名義償還過銀行貸款，而法院在判決中始終未予認定，馮彩云多次到徐州市接訪中心和江蘇高院信訪。案件的難點是對方當事人斷然否認，馮彩云自己又沒有直接證據。
“接訪后，我們想仔細查查銀行賬目，徹底了解真相。”陳玉浩說，但當年銀行還是手工辦理業務，時隔久遠，只能到銀行的庫房中去一筆一筆翻看。在銀行的配合下，用了一整天的時間，當著馮彩云和她兒子的面，把當年及上下年度逐月逐日的業務單據全都查閱了一遍，確實沒有這筆還款記錄，這才讓她徹底卸下了沉重的心理負擔，表態說從此再不信訪。而在場的工作人員，卻累得趴在了桌子上。
透過信訪，政府可以及時發現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和差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另一方面，就維護社會公正與遏制貪污腐敗而言，信訪又可以說是一個“警報器”。然而，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信訪工作，在地方，已經“悄悄”發生了變化。
據記者了解，為了壓降進京赴省信訪案件的數量，甚至達到“零信訪”的目的，全國不少地方已經把信訪量作為了對部門、對干部考核的一項重要依據。
一位在信訪部門多年擔任領導職務的干部坦誠地說，對于“無理”信訪的現象，特別是鬧得“兇”的人，有時也不得不為了“息事寧人”，遷就他們的要求，用“違法的辦法”處理“違法的信訪”。幾乎沒有有效地制裁依據和辦法。
記者了解到，為了“堵截”這些“無理”信訪戶的非正常信訪，無論是法院還是地方政府，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沒有各級領導部門的指揮調度，單靠法院本身的力量，是難以處理好重點涉訴信訪案件的
為了不讓矛盾“上交”，在當地能夠讓當事人息訴息訪，徐州中院已經將涉訴信訪列為審判工作的重中之重，“下決心”、“下力氣”遏制信訪上升的勢頭。
李后龍說，徐州市法院不僅在近年來繼續強化了審判管理工作，嚴把公正關，還通過開展“訴調對接”、普遍設立“人民調解窗口”，構建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從源頭上減少涉訴信訪量。
徐州中院要求，各法院在處理涉訴信訪案件時，要充分做好“判后答疑”、“同步釋法”以及“疑案復查”工作，把好司法關，不把矛盾上交。同時也要逐步建立比較成熟的涉訴信訪長效機制，在信訪處理的各個環節上，把好程序關。
李后龍坦陳，沒有各級領導部門的指揮調度，單靠法院本身的力量，是難以處理好重點涉訴信訪案件的。
據介紹，為了完善信訪保障制度，徐州市有關部門專門下發文件，將信訪救助專項資金納入了財政預算，為順利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提供了資金保障。徐州市各基層法院司法救濟基金的管理、使用規定，設立了不低于50萬元的司法救助基金。
喬英武說，徐州市很多重點信訪案件，都采取了“領導包案”方式處理，使徐州去年的涉訴進京信訪數下降了近兩成。
記者手記
采訪中，記者感到，社會轉型時期隨著利益的不斷分化，社會矛盾突顯，即使涉訴信訪量增加一些，也是各種復雜因素造成的。對待信訪問題，應該多一點理性的視角，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積極處理，既不要把涉訴信訪都看成是“惹是生非”、給地方“抹黑”，或者“聞”進京信訪而“草木皆兵”，也不應該堵塞正常的言路渠道，對老百姓正當的訴求不聞不問。
對于確因生活困難的刑事被害人和涉訴案件當事人，應當探索建立一整套社會救助機制，涉訪單位、慈善組織等，也應把這些老信訪戶們納入扶貧幫困的范圍。
如果單一地把這個群體的信訪訴求，以“涉訴”為由自上而下地“壓”到法院處理，似乎并不能擺脫“問題在政府???處理到法院???信訪到政府”的怪圈。
怎么樣才能使當前熱度不減的涉訴信訪現象，真正回歸到理性的狀態，是值得探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