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杭州飆車事件剛剛判決下達，8月4日，一輛保時捷跑車，就在馬路上再次撞死一人，而且同樣發生在行人穿越馬路的斑馬線上。其實在6月7日事件之前杭州已經發生了多起因飆車致人傷亡的交通事故，而且肇事者胡斌也在6月7日事件前，就因為在馬路上飆車，而被交警處罰，但處理力度較輕，并沒有暫扣駕照或吊銷駕照。事故的發生接連不斷，絲毫沒有因為胡斌案件的惡劣影響發生好轉，飆車一族仍然呼嘯在馬路上，不知道杭州市民是否生活在惶恐之中，也不知杭州市交警對此有何感想，尷尬亦或是麻木不仁了。

還記得6月7日飆車事件發生后，杭州市交警部門發布的記者招待會，公布胡斌駕駛車輛撞死譚卓時的車速為70碼，引起了全國一片嘩然，口誅筆伐猶如洪水一般指向杭州交警，70碼能讓把一個成年人撞飛5米高、20米遠，真的以為全國人民弱智嗎？杭州交警連這點常識都沒有，還是低估了全國人民的智商，不會是故意在捏造事實吧……在媒體的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委托專家鑒定組參與鑒定，結果數據發生了變化車速達84-101公里/小時。對此，杭州交警雖表示了歉意，也似乎要下決心整治飆車現象，徹底改變現狀，還市民一個安靜、祥和的人居環境，但似乎雷聲大、雨點小，飆車一族仍然當什么事情都發生一樣，呼嘯在城市的大馬路上。此次事故同樣發生在鬧市區，同樣是發生在斑馬線上，斑馬線本是安全線，現在卻成了奪命線，事隔僅兩個多月，嚴重事故再次發生，諷刺意味很大，不知杭州警方如何在出來圓場，是檢討自己疏于管理，還是想方設法的推脫責任尋找借口，甚至是索性不再做任何回應。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公眾的期盼，媒體的關注，需要杭州交警給大家一個說法，否則你們職責何在？

當然，飆車撞人事件，不能全算在杭州交警的賬上。處罰較輕，違法成為過低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國家法律規定，違法交通管理法律規定，造成交通肇事罪，僅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很多地方司法實踐中，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并獲得諒解的被告人，一般還會判處喚醒。這種處罰結果在相當程度上縱容了飆車一族，能夠開得起跑車本就是富家子弟，發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賠償對他們來說不成問題。甚至撞死人對他們來說就是用錢來擺平，沒有什么大不了，于是飆車現象非但沒有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時。

然而，這不得不引起我們全社會的思考，特別是立法、司法、行政部門的深思。常此以往，將會造成如何大的社會影響，可想而之。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們可以借鑒，近鄰日本，這是一個對酒后駕車、醉酒駕車的處罰在法律上趨嚴規定的國家。就在今年5月份，日本福岡一起酒后駕車案的判決，引起了很大關注。《京華時報》在2006年8月曾報道了當時的事件經過：22歲的肇事司機今林大，酒吧喝酒后超速駕駛，在跨海大橋上追尾一輛駛往福岡的吉普車，導致吉普車沖出大橋護欄墜入海中，車內3名幼兒因撞擊加溺水而無一生還。該事件當時就上了《讀賣新聞》的頭版頭條。事隔兩年多之后，馬拉松的官司有了結果：今林大“危險駕駛致死傷害罪”成立，被判20年。在2001年，日本把違法駕駛導致死亡者的最高徒刑提高到15年。2005年，日本又將酒后駕駛導致死亡者的最高徒刑提高到20年?今林大被判20年，法理依據就來自這里。很顯然，這是一個趨嚴的法律架構。在2001年以前，日本關于交通肇事的法律規定，與我國現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比較接近，最高只能判處5年有期徒刑。而在2000年，發生了一個“小池大橋案件”，無照駕駛者在人行橫道軋死兩名大學生。有關報道說，日本法學界和民間人士由此發起了對法律進行修訂的運動，法務大臣以下37萬余人聯署簽名要求修改法律，懲治惡性交通肇事行為。2001年12月25日，關于“危險駕駛致死傷害罪”的新法通過施行，在2007年還增加了對摩托車肇事同樣嚴厲懲治的條文。嚴刑的威懾力是顯見的，除了那個22歲的今林大酒后傻呵呵地大撞吉普車，近年來在日本已極少發生酒后開車傷人的惡性事件。在我國，沒有“危險駕駛致死傷害罪”，在偏輕的“交通肇事罪”與較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間，沒有一個中間地帶。這說明我們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與汽車交通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酒后駕車者違法成本太低，所承擔的法律責任實在太小。由于對酒后駕車缺乏起碼的威懾作用，單獨定罪?設立“違法駕車罪”勢在必行。

法律震懾作用不容忽視，我們看到當成都酒桌上人們推杯換盞之時，有人會說喝酒就不能再開車了，否則會判死刑的，然而我想杭州人在飆車時候可能會說，沒事，繼續飆吧，最多判三年。杭州市民依然要穿梭在城市的馬路中間，只是內心當中充滿了恐慌，因為沒有能夠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除了他們自己。當斑馬線不再是安全線，限速牌也成為了一塊擺設之時，他們還能寄希望于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