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被告人李某潛入被害人陳某家中，竊得一黑色手包及一臺筆記本后逃跑，回家后，李某從手包中取出現金1200元，十萬元借條一張，為進一步獲得利益，李某通過電話與失主陳某聯系讓其用3000元贖回借條，否則就將借條銷毀，陳某將3000元打入指定賬號后，李某將借條寄回。2011年6日，被告人李某再次行竊時被抓獲，在公安機關交待了上述犯罪事實。

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潛入陳某家中，竊得現金若干、筆記本一臺，其行為已經構成盜竊罪，然而對李某讓失主以3000元的代價贖回借條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爭議：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構成盜竊罪，應以盜竊罪一罪處罰。本案中，李某進入陳某家中施盜竊犯罪，并竊得1200元現金、十萬元借條及筆記本一臺，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之后，李某打電話給失主以3000元將借條贖回，其主觀上只是想將盜竊物品套現。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屬于牽連犯，觸犯了盜竊罪與敲詐勒索罪，應從一重處。李某本意是通過盜竊行為來實現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然而在其實施了盜竊獲得十萬元借條后產生了敲詐勒索的故意，李某基于同一個非法占有的目的采取了多種行為，應以盜竊罪及敲詐勒索罪擇一重處。

第三種意見認為，李某分別構成盜竊罪和敲詐勒索罪，應實行數罪并罰。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盜竊罪與敲詐勒索罪的辨析

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盜竊的行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潛入被害人陳某家中，竊得現金、筆記本、借條等物，其行為符合秘密竊取這一盜竊罪的客觀表現，犯罪數額上也達到了數額較大的盜竊罪客觀要求，構成盜竊罪。然而此后李某利用盜竊所得的十萬元借條要求失主以3000元的價格贖回的行為，則不能以盜竊罪進行評價。

首先，盜竊罪要求行為人獲取財物的手段為秘密手段，李某則是直接與失主聯系以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次盜竊罪要求被竊財物占有的轉移，必須違反受害人的意志，而失主李某則是在陳某的要求下主動將3000元打到指定賬戶；最后，失主以3000元贖回借條，不能視為借條本身真實價值的實現，借條作為債權憑證，只有在特定的人手中才能發揮它本身的經濟價值，以3000元贖回借條有別于盜竊罪的銷贓行為。

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對被害人實施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強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敲詐勒索罪與盜竊罪同屬侵財型犯罪，但兩者有著明顯的區別，敲詐勒索罪是以威脅、要挾的方式，使受害人主動轉移被侵害財產的占有。本案中，李某以銷毀借條，使受害人蒙受更大的經濟損失相威脅，對受害人造成心理威懾，致使陳某主動將3000元轉由行為人李某占有，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

李某盜竊現金、筆記本以及利用借條敲詐現金的行為，應以盜竊罪與敲詐勒索罪分別評價。

二、一罪與數罪的辨析

牽連犯是指出于一個犯罪目的，實施數個犯罪行為，數個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或者原因與結果的牽連關系，分別觸犯數個罪名的犯罪狀態。對于牽連犯，除我國刑法已有規定的外，從一從重處斷。首先，本案中，李某的盜竊行為與敲詐勒索行為之間并無必然聯系，兩者是相互獨立的。本案中，在李某產生用借條索要現金之前，他的盜竊犯罪已經實施完畢。當李某發偶然發現借條之后，他才產生了敲詐勒索的犯罪故意，并很快付諸實施，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某的盜竊犯罪與敲詐勒索犯罪是相互獨立的，在李某實施盜竊犯罪時，他并沒有盜竊借條實施敲詐的犯罪意圖。

綜上，筆者認為對于李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和敲詐勒索罪，并不屬于牽連犯，應實行數罪并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