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還要回溯到去年的3月12日傍晚，死者陳某應邀至殷某家吃晚飯，席間，陳某、朱某一起喝酒聊天，相敬甚歡。當晚九時左右，陳某騎電瓶車回家的路途中撞到路邊行道樹，當場死亡。事后，經酒精檢測，陳某體內的酒精含量為每百毫升204毫克，屬醉酒。同年8月7日，陳某家屬聘請律師向本院起訴要求殷某、朱某賠償各項損失共計30余萬元。最后，歷經幾次開庭，法院作出判決。綜合本案的實際情況，法院酌情確定由被告殷美蘭、朱萬華各賠償損失的2.5%即13000余元，其余損失由原告方自理。

拿到執行申請就有些詫異，印象中似乎這類案件本身就是應該出現報紙、電視的法制欄目中，而不是應該出現在我們這個小小的基層法庭，竟然還由我作為執行案件的承辦人。在送達執行通知書和傳票的過程中，首先到了殷某家里。殷某對于法官的到來似乎早有準備，很是淡定。手里洗著外孫的尿布，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間或抽出空有一搭沒一搭的敷衍著我們的問話。

“法官，你看我這外孫可愛吧，8個月了。”

“陳某，她死了關我什么事，又不是我撞死的。在我家里吃飯我就應該賠錢，我請她吃飯到變成我不對了，世界上有這種道理？”

“你們法院判就判吧，我最多就2000塊。我老公前幾年癌癥死了，看病的錢欠到今天還沒還完。女兒剛生了小孩，又沒工作的，女婿就是個服務員，法官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值錢的就拿走吧。”

我盡量保持微笑，留下了執行通知書和傳票，拍照留置送達。

接下來，到了朱某家里。朱某半躺在床上，左肩打著厚厚的石膏。他的兒子，一個瘦小的年輕人默默的給我們倒了兩杯水，走路之間似乎腿腳有些不方便。朱某似乎很不善言辭，談話很快就變成了一問一答的形式。

“肩膀怎么了，怎么打著石膏？”

“騎車摔了，2月份的事情。”

“受傷了？”

“嗯，鎖骨斷了，又斷了5根肋骨。”

“啊，這要住院的。”

“哦，沒關系，醫院我們去的，但是在家里也能養好”停頓了一下，他又補充了一句“醫院太貴！”。

“兒子做什么的？”

“在福利廠里，前年車禍，評了個四級，現在雖然不方便，但政府對我們家還好了，所以日子過得去。”

“老伴呢？”

“前幾年死了！”

……

這次，我只送達了執行通知書，傳票也沒有送。臨走，我和朱某說：“老朱，過段時間我再來看你。”

他似乎有些謙卑的連連點頭：“好的好的，謝謝謝謝。”我快要出門了，他還在揮手向我喊：“常來白相啊！”

過了幾天之后，我約談了死者的丈夫李某，一個很老實的人。講了些執行情況后，我問：“怎么當時會起訴30多萬？”

“律師和我們說，死一個人至少要賠60多萬，我們起訴一半，應該差不多。”

“啊，那律師收費應該不少吧？”

“嗯，收了2萬。”

我有些無語，不知道說什么好，“聽說殷某請律師也花了5000元，再加上你這2萬，總共判決了26000元，你們這官司打到最后變成贏了官司輸了錢啊。”

“那我也要打，出了事情后，朱某、殷某就像沒事人一樣，家里也沒來一趟，就每人送了100塊錢，搞不懂他們什么意思！”

“你看，現在這官司的打的，是不是得不償失啊。”

“其實，當時他們兩個要是認個錯……,也不會這樣的。”

……

這個案件在我手里執行了近3個月，歷經幾十次的奔波，最后總算解決了，朱某、殷某拿了一部分，法院的司法救助基金也解決了一部分。但是，回想執行過程總是那樣的有一種欲說還休的感覺，事情本就不應發生；發生之后，雙方共同聯手送給律師25000元律師費，自己一分未得，又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便終于偃旗息鼓，告一段落了。并且，各方對最終的結果似乎也并不滿意。李某在念叨賠償太少，朱某、殷某錢拿的似乎也心不甘、情不愿。作為一名執行法官，對于一件執行標的并不大的案件使用了執行基金，也難以對自己的工作滿意。

回想執行過程中，多次去朱某家之后，朱某的兒子指著我叫罵狗官的時候，內心確實曾經有那么一剎那的沖動。殷某的女兒抱著不滿周歲的孩子在我辦公室跪下，我只好半跪著和她講話的時候，內心是有些苦楚的。最后一次，殷某將執行款放在我的桌子上，走出門瞬間飄進我耳朵的那一句“算是看你法官面子，救濟他們的”，內心有些酸澀。

選擇做法官，或許真就是選擇一種痛并快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