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廣州日報》刊登消息稱，正在起草的《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規定，失主領回失物時，可以自愿將遺失物品價值百分之十的金額獎勵拾遺者；對無主的失物，政府予以拍賣，按拍賣款10%給予拾遺者。文章援引一位警察的評論，說根據實踐，“若法律對招領酬金予以肯定，將對雙方都有好處。”

筆者認為，通過對拾金不昧者進行物質獎勵來倡導社會文明風尚，出發點自然是好的；何況也注明了“自愿”，并非法定的義務。但“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實際效果可能并非能達到制定者的初衷。

一是法規的強制性會改變雙方原本和諧的關系。法規對酬金不作要求時，失主懷著對拾金不昧者的感激，有可能自愿拿出適當的金錢或物品向對方表達謝意，這是出于失主的感恩之心，而非法律強制；拾金不昧者通過幫助失主挽回損失，從中體驗到幫助他人的快樂，精神上已得到了滿足。得到酬金，自然更加欣喜；沒有酬金也不會有其他想法。此時雙方都是愉悅的，滿足的。

可一旦法規作出失主“可以自愿”酬謝拾金不昧者，雙方的關系會立即產生變化，成為潛在債權債務關系了。拾金不昧者在心理會有得到酬金的預期，一旦對方沒有支付，雖然不能強迫對方支付，但他認為對方“不愿意”酬謝和感激自己，愉悅之情會大大降低，產生挫折感，甚至會后悔浪費時間精力為他人奔波；而失主在面對拾金不昧者的時候也會有負債感，甚至會認為對方是想要那10%的酬金，而非完全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激之情會大大降低，甚至為是否支付酬勞糾結不已——法規已經明文規定，連支付的額度都作予以明示，自己怎好不“自愿”支付呢？兩人各懷心事，原本的和諧不復存在。

二是酬金規定會產生新的糾紛。比如撿到的一張存折，如果沒有酬金一說，失主很可能會主動領取，因為可以少了很多繁瑣的手續，或能夠及時使用；但有了酬金規定，雙方有可能就會對酬金的具體數額產生糾紛：是按照存款的數字計算呢，還是按照存折的印刷成本計算？同理還有房證、土地證等權屬證明，這些遺失物本身制作成本并不高，但獲取或補辦的過程極為繁瑣，失主的心情甚至比丟失金錢都要懊喪。遇到這種案例，酬金的計算、支付方式等會成為新的矛盾，有可能把原來和諧的關系變成冷冰冰的債的關系，而行政機關又無法對這種民事糾紛進行裁決，豈不是自尋煩惱？

三是這種規定破壞了對拾金不昧行為原有的法律保護體系。酬金的本意，是使雙方受益，“兩不虧欠”，以物質的形式解決雙方的“心理債”。但它過于機械和僵化，在原有的解決機制上新增了障礙。因為民法上對于無因管理之債，也就是因拾金不昧等善意行為發生的損失（比如拾金不昧者發生的交通費、誤工費等），已經明確規定由受益方（失主）承擔，何必再多出一個隱含補償性質的酬金，使得失主債上背債呢？原本想維護拾金不昧者的權益，實踐起來很可能是過猶不及，畫蛇添足，適得其反。

說到底，拾金不昧本是道德范疇的事，失主是否支付酬金也是由其道德水平或經濟狀況來決定；但一旦升格為法規，即便注明“可以自愿”，也足令那些“不自愿”者在道義上處于不利位置，使原本其樂融融的場面就變成了冷冰冰的物物交易，還引發出新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失主一旦“被自愿”支付酬金，心中的感恩之情會一掃而光，拾金不昧者的精神愉悅也會大打折扣，雙方就像在做一筆錢貨兩訖的交易，感恩之情蕩然無存，拾金不昧也就淪落為一個法律關系。從此，一種新的債主誕生了，感恩、回報、溫情的道路上又關上的一扇厚重的、冷冰冰的鐵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