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9日，李某向張某出具借據一份，載明借張某人民幣100000元，并注明月息3%，因李某系某郵政局支局負責人，借據上加蓋某郵政支局公章。后李某未能返還張某上述借款，張某起訴要求某郵政局返還借款100000元及利息。法院判決駁回張某對某郵政局的訴訟請求。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李某的行為是否構成表見代理，某郵政局是否應承擔還款責任。

一、李某的行為構成無權代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委托代理應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權”；第六十五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書面形式，也可以用口頭形式。書面委托代理的授權委托書應當載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稱、代理事項、權限和期間，并由委托人簽名或者蓋章。”本案中，李某雖然與張某簽訂了一份借據，并在借據上加蓋“某郵政支局”公章，但張某并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某郵政局曾經授權委托李某向其借款，也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某郵政局曾授權李某可以月息3%的固定理財收益對外承攬業務，該公章是李某在未經某郵政局授權的情況下私自加蓋，故在與張某發生借貸的行為中，李某是沒有代理權的。

二、李某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3條規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表見代理制度不僅要求代理人的無權代理行為在客觀上形成具有代理權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對人在主觀上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合同相對人主張構成表見代理的，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不僅應當舉證證明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而且應當證明其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判斷合同相對人主觀上是否屬于善意且無過失時，應當結合合同締結與履行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綜合判斷合同相對人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此外還要考慮合同的締結時間、以誰的名義簽字、是否蓋有相關印章及印章真偽、標的物的交付方式與地點、購買的材料、租賃的器材、所借款項的用途、建筑單位是否知道項目經理的行為、是否參與合同履行等各種因素，作出綜合分析判斷。”本案中，雖然張某提供的借據上加蓋了“某郵政支局”的公章，李某的行為具備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要素，但某郵政局及其分支機構屬于國有企業，其經營范圍包含吸收儲蓄等業務，其不可能也無必要向個人借款，如辦理吸收儲蓄業務，則應當要開具正式的存單，不可能出具借據；如按張某所述，其委托某郵政支局辦理委托理財業務，那么雙方應當簽訂委托理財合同，理財款存入某郵政局的帳戶后，由某郵政局開具正式的委托理財收據，不應當將款項交由李某個人后，由李某以借據的形式為其辦理委托理財業務，對此，張某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當能夠識別李某向其出具借據的行為顯然不是一個正規郵政企業的正常業務行為，故應認定張某作為合同相對人沒有盡到合理注意義務，其不能舉證證明在發生交易時自身善意且無過失，不能認定張某在發生交易時就相信李某具有代理權，李某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六條的規定：“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代理權終止后的行為，只有經過被代理人的追認，被代理人才承擔民事責任。未經追認的行為，由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李某的行為沒有經某郵政局的事后追認，因此，應由行為人李某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三、某郵政局對李某擅自使用其支局印章的行為亦不承擔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的規定，行為人盜竊、盜用單位的公章簽訂經濟合同，騙取財物歸個人占有、使用、處分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構成犯罪的，單位對行為人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承擔民事責任。行為人擅自使用單位公章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進行的犯罪行為，單位有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單位對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本案中，某郵政局將“某郵政支局”公章交由李某保管，是為了在正常業務活動中使用，并沒有授權李某使用該公章對外借款，其在出具的借條上加蓋印章的行為不屬于正常業務活動，應認定為某郵政局存在過錯，但該過錯行為與張某的借款損失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且某郵政局對于李某私蓋印章的行為并不知情，因此，某郵政局對李某私蓋印章的行為不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