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護送昏迷病患去醫院就診的情況比較普遍，對于護送者的法律地位，實踐界和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護送者就是醫療服務合同的當事人，理由是昏迷患者不能進行意思表示，已經喪失締結合同的能力，不可能成為合同的當事人，醫院是根據護送者的意思表示做出了施救的行為，此種情況下，醫療服務合同的當事人當然是護送者和醫院。另一種觀點認為，除非護送者明確表示其系以自己的名義訂立有利于患者的合同，并愿意承擔醫療費，否則不能認定護送者為醫療服務合同的當事人。

筆者認為贊同第二種觀點，如果一味認定護送者就是醫療服務合同的當事人，不免有失偏頗，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意思表示角度，應當區分護送者的法律地位。契約的成立強調意思表示一致。護送者護送昏迷患者入院的意思表示一般有兩種可能：1、代理昏迷患者代辦入院手續，無為昏迷傷病者設立利他合同并受該行為約束的意思；2、設立他合同為昏迷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且具有受該行為約束的意思。不同的意思表示產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探究護送者的真實意思表示及其重要。如果護送者將其內心意志明確表達于外，合同主體的確定自無爭議。然后現實生活中，往往因時間緊迫、知識欠缺、表達行為不清等原因，護送者并未將其內心意愿明確表達于外，醫院方也未探明護送者的真實意思表示就實施了施救行為。此種情況下，合同主體的確定則需要根據護送者一系列外化行為推定其內心意愿進而確定合同的主體。

二、區分護送者的法律地位有利于避免道德風險。如果一味將護送者認定為醫療服務合同當事人，護送者就會在護送患者就醫時產生可能承擔巨額醫藥費的顧慮，容易誘發不愿救治、不敢救治、不及時救治傷病患者甚至見死不救的道德風險，引發更多社會問題。

三、慎重認定護送者合同相對方的地位并不損害醫院方的利益。醫療機構是公益性事業單位，既有國家財政支持，又有醫療費收入，在經濟上處于強勢地位，如將醫療機構合同相對方推定為傷病者本人，醫療機構雖面臨部分或全部醫藥費損失的風險，但死亡患者可能留有遺產或者可能存在連帶債務人，此種風險并不必然會成為損失，即使此種風險完全成為損失，醫療機構亦有承擔此種風險的能力，不會對醫療事業造成大的沖擊。與之相反，如將合同相對方推定為護送患者就醫的護送者或近親屬，作為自然人個體，其經濟能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均十分有限，此種情況之下由其承擔醫療費一方面極有可能導致其生活困難，這與以人為本的民生導向相悖。

“兩弊相衡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故在昏迷者被護送就醫，護送者未明確表示其作為合同相對方，自愿承擔醫療費的情況下應原則上認定醫療機構的合同相對方為患者本人，慎重認定護送者為醫療機構合同相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