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夫曼關于類推、事物本質、類型的理論，集中體現在他的文章：《類推與事物本質--兼論類型理論》中。此文是考夫曼把詮釋學運用于法學的力作。在文中，他賦予了類推全新的意義，并把類推提升到法學基本方法的地位。同時，此文也深入探討了事物本質及類型理論。下面是筆者讀此文時一些理解。

一、類推

考夫曼的論說從類推的意義開始。一般的理論認為，類推僅僅是法律漏洞補充的輔助方法。當解釋與涵攝不能達到目的時，類推才有可能被適用。不僅如此，類推的適用范圍非常有限，在刑法中無類推適用的空間。極端的法實證主義者如Bergbohm甚至認為，根本不存在類推，因為類推存在的前提法律有漏洞，但是實證法根本沒有漏洞。有漏洞的不是實證法，而是人的法律知識。

考夫曼經過歷史的考察認為，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未停止對類推方法的使用。類推不僅僅存在于法律現實化的過程中，還存在于法律發現的過程中。那么如何看待刑法上的禁止類推原則呢？考夫曼認為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政治禁忌，一個是法實證主義所形成的形式法治國理念。但考夫曼認為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與類推并不矛盾，因為每種罪行界定的界限都是開放性的而不是封閉性的。

在考夫曼看來，法本身即為類推的產物。法律概念即為類推概念。類推的歷史過程非常漫長，其本為西方傳統形而上學思想的中心，是存在論和認識論的核心，傳承已久。在當時對類推的質疑主要在于作為一種類似推論，類推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表現在它可能不能提供清晰確定的答案，但人們卻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來代替類推。即使是在現代社會中，類推方法也廣泛運用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而獨在法律領域中其地位遭到貶抑。

針對這種狀況，考夫曼考察了類推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合理性。他指出，在存在中，類推源自于存在物的差異性與同一性的并存。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兩種事物是完全不同的，也沒有任何兩種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存在即在這兩極中自我展開。存在物之間只存在較大的相同性或者較大的不相同性，也即離相同性更近一些抑或離相異性更近一些。若離相同性更近一些，即為類似，對類似的事物進行相同的處理，即為類推。在認識論中，所有拓展我們知識的認識永遠只是類推的認識也即--知識來源于類推。或者說，類推是認識客觀事物，產生知識的根本方法。類推是邏輯學與辯證法的中點。邏輯學以同一律進行研究，然而現實中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事物，因此在邏輯過程開展之前，必需先透過一種抽象作用假定一個前提，這個前提的假定是通過類推來完成的。辯證法通過矛盾律進行研究，但事實上也并不存在兩個完全相異的事物，它們本身必定有某種類似性，因此辯證法也通過類推展開。

考夫曼意義上的類推，是指以一個證明為重要的觀點為超標準，對不同事物做相同處理。在這種意義之下，立法的過程即法律判決的過程都不過是類推的過程。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兩個相同的案件，而只存在相似的案件。法律秩序來源于存在物的類似性。類推的概念是開放性的，其內容介于單義與多義之間，以某一個統一性為核心，類似的事物以此核心為中心，在較大的相似性上展開，因此，類推方法具有結合多樣類似事物的能力。

一般觀點把類推視為從特殊到特殊的產物。但考夫曼認為是類推不是從特殊到特殊，而是從普遍到特殊的過程。因為從特殊到特殊之間不能證明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因此類推背后潛在的因素是普遍性，即先尋找已規定的某種事物背后的普遍性，然后來審視擬判斷的對象，在該對象與前面發現的那個普遍性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系，如果擬被判斷的那個對象也符合這個普遍性的要求，就可以把對前一件特殊事物的處理方式應用到擬被判斷的事物身上。通過這個過程，未被當時的法律所規范的具體情形可以被發現，普遍性適用的范圍被延展，因此，類推又具有了創新的品格，表現它可以經由潛在前提發現當時尚未被認識的事物。這種創新的品格也說明了類推具有擴張性。這表現在，當存在法律漏洞時，判決并非產生自法官的恣意，而是產生自法官依類推過程所發現的法。因為每一個判決總要對應一個規范，但每一個規范可能對應無數個判決。因此可以說，類推是演澤法與歸納法混合的形態。生活事實要進入規范，必要經過涵攝。規范要進入生活事實，必要經過解釋。無論是涵攝或者解釋，都不是僅用邏輯三段論法可以解決。二者均都具有類推的性格。

類推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是精確的。但是在法律中根本不存在這種精確性。因此這并非是類推的缺陷，而恰恰是類推符合法律與現實生活的特征。類推與目的論相聯系。因為確定生活事實是否對應于規范事實，一直是一種"目的論"的判斷。

盡管類推是一種無可替代的方法，但是考夫曼也發現了類推的困難。這個困難表現在如何尋找類推對象的類似性，也即類推對象的比較點，這個比較點很難確定。考夫曼認為，應通過"事物本質"來選擇類推對象的比較點。

二、事物本質與類型

考夫曼把法視為"當為與存在的對應"。法不是規范的統一體，而是關系的統一體，即存在與當為對應關系的統一。法并不存在于規范之中，而存在于規范與存在的對應關系中。規范必須要加入存在才能成為法。法的現實過程有三個階段，由高到低分別是法律理念、法律規范、法律判決。三個階段缺一不可，任何下一階段都來自上一階段。但是僅從上一階段不能自動產生下一階段。也即僅從法律理念不能產生法律規范，僅從法律規范不能產生法律判決。或者說，法律規范并非圓滿的包含在法律理念中，法律判決也非圓滿的包含在法律規范中。從法律理念到法律規范的過程，也即立法的過程，是使法律理念與將來可能的生活事實相調適的過程。從法律規范到法律判決，也即司法的過程，是使法律規范與現實的生活相調適的過程。立法的過程與司法的過程本質上均為類推的過程。

但是在法律理念與法律規范之間，以及法律規范與現實生活之間，要完成個類推過程，必須有一個中點，這個中點就是意義，也即"事物本質"，它是溝通規范與事實，也即當為與存在之間的橋梁。"事物本質"是對事實加入價值的產物。按考夫曼的說法"事物本質是證明自己是一種特殊中的普遍，事實中的價值的現象。"通過事物本質，法律理念便在它所面向的素材中得以現實化，法律規范也顯示在它的存在關聯性中。另一方面，生活事實也因"事物本質"而與理念與價值相聯系，從而顯示在理念規定性與價值關聯性中。

事物本質意味著一種普遍性，同一種現象的重復發生性，因而也就意味著對這些重復發生的事物作相同處理。于是，事物本質在實際的操作中便匯入類型難題中。類型是構成普遍與特殊的中點，是普遍中的具體者，特殊中的普遍者。與概念相比，類型比概念更接近具體生活，比高度抽象的概念更具直觀性和具體性。與現實生活相比，類型比一般具體事實更具抽象性和普遍性，而且被賦予了價值性。類型雖然有一個固定的核心，但沒有固定的范圍，這也決定了被類型化的情形外延的廣闊性。同時，這也表明類型與形式邏輯不同，形式邏輯有一個確定的前提，但類型的外延是不確定的。基于這種不確定性，很難對類型加以明確的抽象，只能是無限接近具體性的描述。立法的任務是去發現和描述各種類型。司法的任務是在規范所意含的類型中掌握生活事實。

在立法及法律發現的過程中，由于類型不可能被詳盡描述，因此法律規范中的類型多具有模糊性。于是就有采取詳細列舉式的辦法產生，以克服過于模糊的弊端，但這又與類型的開放性相矛盾。如何解決這種矛盾呢？對此，考夫曼較為贊同比較中庸的作法，即：立法者只例示性的描述類型，這樣可以明白地指示法官可使用類推的方式發現法律。

三、自然法與實證法的調和者

通過全文，考夫曼給筆者一種法實證主義與自然法之間調和者的印象。法實證主義認為實證法就是法的全部，實證法外無法。自然法理論則認為存在高于實證法的自然法，實證法來源于自然法。但二者中任何一個走向極端，均會出現法律虛無的后果。依極端法實證主義，法就是一個封閉的自在自足的體系，但這會使法僵化不前。依極端自然法的觀點，法與具體生活之間過于遙遠，而且也很難證明自然法的存在。考夫曼調和二者的關系的其方式是，大大擴張實證法的范圍，他一方面認為所有法都是實證法，法律理念并非法本身，也即并非自然法學者所意謂的那種"自然法"。另一方法，他認為實證法不僅僅是制定法的代名詞，在制定法之外仍然存在實證法，法官也有發現制定法之外的實證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