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提要：司法實踐中，司法公信力建設日益為人們重視，公信力已然成為了司法進程中最核心的要素，司法公信力不但彰顯著法律的威嚴，同時也向社會公眾傳遞著法律確信及對法治的終極信仰。然而，當歷史與經驗的場域定格在中國當下的特定時空，司法調解已然成為一項重要的司法技術，司法公信力的成長亦需經歷著與傳統司法進程不同的轉變。

司法調解中的司法公信力塑建不僅是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操作問題：一方面，司法調解是當事人各方主觀認識與客觀事實達成一致的認知過程，另一方面，司法調解更是法官組織各方當事人通過協調將各方利益組織交換的實踐操作過程。司法調解與司法判決不同的性質決定著，司法公信力的成生模式存在差別，判決是"剛性之斷"，司法公信力在乎定紛止爭，然而調解卻兼顧各方利益，司法公信力在乎調解真正做到各方皆為信服。

關鍵詞：司法調解 主觀之維 客觀之維 利益交換

引言：司法公信力，社會公眾對與司法公正的確信與信服。公正的司法過程彰顯了法律的威嚴，事實查明過程清楚，法律適用正確，以及判決結果強制可執行構成了司法公信力所必需的基本要素。然而事實上，簡單的邏輯判斷不能適應歷史場域的轉變，當調解在我國已然成長為一項獨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時，調解公信力建設也應成為司法公信力建設的題中之義。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場域中，調解與判決各自呈現出鮮明特征，就調解與判決的關系而言，調解是判決的前奏，訴訟中雙方當事人不能達成調解，才由法院依法判決；就調解與判決的性質而言，調解由雙方當事人協商作出，偏于柔性，判決由法院強力作出，偏于剛性。司法裁斷權本為國家公器，"剛性本能"中包含國家權力公信的要素，然而司法調解的"柔性本能"如何擔負公信力實現，一直為理論領域所忽視。

經濟社會結構急劇轉型，社會矛盾糾紛激增，調解在司法實踐中廣泛運用，大到數億標的的經濟糾紛，小到鄰里日常生活糾紛，法官都運用調解化解著各類社會矛盾。然而調解一直為學界所 "詬病"，雖然調解化解了大量的社會矛盾，但卻模糊了規則適用界限 ，終將損及司法權威。姑且不論這種觀點的對錯與否，我們卻能夠隱約感覺到司法調解與司法公信力關聯莫衷一是的背后，實踐與理論兩大領域對此所采截然不同的態度。司法調解與司法公信力之間運行軌跡究竟如何，如何在司法調解中生成司法公信力，司法實踐中至為重要，本文將著力探討之。

一、司法調解與司法公信力之間的"糾葛"

（一）調解背景下司法公信力受損現狀多位解構

在崇尚社會矛盾"大調解"的大背景下，我國司法公信力建設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現實困境：一方面，伴隨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結構性社會矛盾突出，大量糾紛涌入法院，有限的司法資源決定了調解必然成為解決糾紛主要方式；但另一方面，調解的興起勢必壓縮著判決的傳統既存空間，司法公信力彰顯的場所亦必須完成從判決向調解的轉換，而調解的"柔性本能"則難以承載向公眾彰顯法律威嚴的功能。事實上，調解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正不斷給司法公信力生成設置障礙，也就成為我們新形勢下亟待研究的問題：

1、形式存在障礙--調解"和稀泥"的外衣

調解過程中的法官不斷詢問雙方意向，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反復磋商促成調解。調解是雙方當事人在法官的引導下，對于權利義務關系進行充分的思量并作出處分，進而達成調解協議。然而在調解當事人的眼里，最深刻的莫過于法官"和稀泥"、"面糊刷"的技術手法，調解自然就被套上了一件"和稀泥"的外衣。在社會公眾的法院情結中，法院本是其尋求公理、討個"說法"的地方，而法院的法官卻草草以"和稀泥"相回應，司法權威在部分群眾心中便打了折扣。

2、制度生成障礙--調解率的"數字工程"

現有審判質效考評體系對調解率的考核，是制度化建設的成果，調解率成為衡量法院審判工作、承辦法官個人工作業績的重要指標。但調解率并不是衡量司法實效的唯一目標，如果調解率是低位目標，那么還存在著司法公信的高位目標。調解率的指標設計應服從于司法公信這一高級目標，可現實中調解率的"數字工程"只能說明承辦法官最大可能運用調解結案，現實中整體效果評估難以代替個案正義的衡量，現實中調解率考核與司法公信的積聚之間仍有巨大鴻溝。事實上，司法公信仍需要公正審理每個個案，積累正義的每個點滴。

3、公信承載障礙--骨感的權利義務契約

司法過程中承載司法公信的載體是訴訟文書，具體到訴訟調解，調解書為調解成果的固化。爭議雙方達成了調解，通過調解書所固定雙方權利義務關系，在確定權利義務關系上，調解書與判決書功能一致，但我們仍應意識到，判決書中的精辟說理、嚴密論證則為調解書所欠缺，而事實上僅憑調解書的寥寥數語便讓權利方作出的重大讓步、義務方戴上無形枷鎖，很難讓爭議雙方皆為信服，與司法公信力建設軌道有所偏離。

司法調解中不和諧的因素構成了抑制司法公信力建設的短板，然而，從邏輯上看，司法調解是司法中一項重要的實踐活動，我們強調司法公信力建設理應包含司法調解的公信力內在成生，離開了司法調解公信力而談司法公信力，就是空談闊論。那么司法調解與司法公信之間真的是如上文所述那樣，司法調解的先天不足深深地纏足制約著司法公信？抑或是需由法官實踐中加以克服， 促進司法公信內在成生？

（二）司法調解與司法公信力的多重"交集"

法院審判工作中，調解不失為一項有效的司法手段，法院代表國家公權力介入爭議各方化解矛盾，實現"定紛止爭"的司法目的。公權力介入調解之時以國家公信作后盾，司法調解便產生了與民間調解的本質區別：一旦調解不成，繼而判決成為定紛止爭的主要方式，從而保證制定法的實施，因此，在司法調解的深處早已根植了司法公信的"基因"。

1、交集一：司法調解實質與司法公信力

司法調解實質是各方當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對訴訟中風險、訴訟利益及道德、情感、輿論等法外社會因素進行充分、審慎的考量，在法律框架內作出的安排與妥協。司法調解本質屬性為建立在各方當事人合意基礎之上的訴訟妥協，以既有法律利益為起點，以規避訴訟風險，節約實現訴訟利益成本為基本路徑，兼考慮道德、情感、公眾輿論等法外因素，最終達成綜合各方面考慮協商結果。其與單純司法裁斷相比更具有彈性，但于司法判決則缺乏相應"剛性"。

然而美國大法官卡多佐在《司法過程的性質》中這樣描述判決的司法過程："日復一日，以不同的比例，所有這些成分被投入法院的熔爐中，釀成這奇怪的化合物。" 如此看來，即便是判決，對結果起決定作用的不單是法律規定，還有道德，倫理、習慣、公眾輿論等法外因素。判決與調解一樣都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化合物"，差別僅僅是判決是由法官作出，調解是由當事人自己達成。司法判決與司法調解都隸屬于司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法官運用法律規則處理案件，案件結果因符合法律規則以及充分體現背后的"各種成分"而具有說服力，司法結果所體現的公信力也正來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