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一直以來，訴訟調解在司法實踐中的運行樣態不僅在法學理論界，而且在司法實務界均頗受詬病，有關對訴訟調解的詰問不絕于耳。而多元化社會利益格局以及社會矛盾糾紛的頻仍催生了最高人民法院"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出臺。當前，司法架構中人民法院片面強調與追求"高調解率"，以致實踐中強制調解、以判壓調、以判促調以及迂回調解的現象普遍存在，這不僅偏離了訴訟調解的初衷，也損害了當事人程序保障權。當事人的程序權，是民事訴訟的內核與精髓，其基本內容包括裁判請求權、聽審請求權、程序選擇權、處分權等。完善我國的訴訟調解制度應當以保障當事人程序權為前提，正確把握與厘定訴訟調解制度的建構原理，著力從三個方面入手完善我國訴訟調解制度：一是界定訴訟調解范圍與限度；二是強化當事人處分權對審判權的合理規制；三是對具體調解程序作出制度性安排，最終使"訴訟調解"這一"東方經驗"在當前構建社會主義社會中煥發并保持持久生命力。

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提出了"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工作原則，  再一次將訴訟調解 工作提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訴訟調解既"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也是我國各級法院依法行使審判權的重要方式。"  近20年來，全國法院民事調解率呈現出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近70%的高位，逐漸下降到2003年的30%，之后緩慢上升至2009年的36．2%， （參見圖示1全國法院民事一審案件調解率）訴訟調解再次在民事審判中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圖示1：全國法院民事一審案件調解率

一、引言：訴訟調解為何受到如此青睞？

由此，在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語境下，訴訟調解作為一項司法工作原則被提高到了前所未及的高度。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中國司法改革啟動10年并取得不少進步之后， 中國司法制度日益正式化、程序化，法官日益職業化、專業化的現時代，訴訟調解依然還受到如此的關注與重視？反觀近年來中國社會紛爭劇增、涉法和涉訴上訪人數以及案件執行難等社會現象，容易讓人感覺司法未能充分實現社會對它的期待，也沒實現司法改革曾經對社會的承諾。就司法制度的改革而言，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導向是職業化和專業化，突出審判和審判方式改革，強調法官消極和中立，律師扮演積極角色，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也留下了許多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種一味"移植"的司法改革模式在許多地方，尤其是在廣闊的農村基層社會，缺乏適用性和有效性。  宏觀層面適度調整勢所必然，因而，當前倡導能動司法和調解的實驗和推廣是必要的，有其不可替代的時代意義。

就現實而言，司法判決一般更適用于陌生人之間的糾紛，調解等方式則更適用于熟人之間的糾紛。  觀照我國社會現狀，目前仍有大約5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  農村的人際關系不僅復雜，最重要的是這種人際關系在糾紛解決后往往還要維系下去。在這樣的生活世界中，從國內外的研究來看，調解一般說來都比判決更好。即使在一些小城鎮，城市的郊區甚或大城市的一些社區，包括相對穩定的企、事業單位，也存在這種值得保護的長期穩定的熟人關系，同樣對調解有需求。

二、現實的糾結：訴訟調解現狀及其原因探尋

而問題是：訴訟調解在司法實踐中的運行樣態不但在法學理論界，而且在司法實務界均頗受詬病，當事人程序權保障在訴訟調解中不斷受到弱化與挑戰，有關對訴訟調解的詰問亦不絕于耳。

[詰問一]調解結案等于"案結事了人和"嗎？訴訟調解的最初動因是希望通過司法的介入使得矛盾糾紛的雙方當事人能夠"握手言和"，從而達到"案結事了"的理想狀態。"依據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糾紛解決不應僅僅停留于對是非紛爭的法律判定，還應注重主體間沖突的實質化解與對抗情緒的真正消融"。 而現實是，高調解率掩蓋了強制調解、以判壓調、以判促調，掩蓋了調解中當事人無奈的妥協（這往往以正當權益方讓步為基本表征），當事人內心真正的意志得不到展示，妥協的結果可能帶來的不是和諧，甚至可能相反，諸如此類案例并不鮮見。  由此，訴訟調解常常是"案結事不了"，更遑論"案結事了人和"了。

[詰問二]調解結案提高司法效益了嗎？司法效益，也就是司法產生的效果和帶來的利益。如果一項訴訟行為既提高了司法效率，又增進了社會福祉，我們就認為它是有效益的。在目前司法資源有效供給普遍不足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數量卻逐年上升，案件的難度也在加大。案件數量與難度的增大是法官傾向于選擇調解結案的因素之一。  然當前多數法院對法官進行績效考核，其中上訴率、調解率與發回改判率則是其中重要指標，這些客觀因素直接刺激法官尋求高調解率，于是"當調的"與"不當調的"案件悉數納入辦案法官積極爭取調解的范疇。司法實踐中，強制調解、以判壓調、以判促調以及迂回調解普遍存在，不到審限逼近之日，毫不放棄任何的調解努力。  以此為圭臬的訴訟調解，不僅損害了當事人裁判請求權，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也增加了司法成本，而且對增進社會和諧無益。

[詰問三]調解結案維護了當事人的處分權了嗎？調解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過當事人之間的意見交換或者提供正確的信息，從而幫助當事人達成合意的場面"。  其本質是中立的第三者對當事人的一種幫助行為，是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一種處分。進入訴訟程序之后，選擇合意解決糾紛還是選擇判決，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由當事人決定。然而，"目前的調解強勢已經使法院對當事人的處分權的干預走到看極端，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之一---處分原則再次面臨被架空的危險。"  訴訟調解的此種現狀，嚴重違反了現代糾紛解決的基本理念，以程序選擇權為核心的當事人處分權形同虛設。

[詰問四]調解結案維護了司法權威了嗎？"權威是作為先于法律與權力的行使的美德"。  司法權威，又稱司法尊嚴（judicial dignity）,是指司法機關應當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威信，是指尊嚴，使人敬畏；公信是指民眾的信賴和認同。司法權威是現代法治國家的標志，也是現代法治實踐的結果。  訴訟調解作為審判權運行的一種方式，其本身就是一種司法活動，要求作為中立方法官"被糾紛當事人認為是一個能夠理解和關心當事方及其爭議的人，公正地對待每一方，誠實正直，將會在調解中保護每一方免受因對方的進攻或自身能力不足而受到傷害，并且與促進達成某一最符合當事人利益的解決方案不存在利益沖突，與各方當事方坦誠相待"。  在目前訴訟實踐中，當事法官往往采取"背對背"的調解模式，阻卻了當事人的聽審參與權，損害了司法公信力，對司法的權威造成負面影響。

三、理論的切入：當事人程序權保障的要義解讀

現代社會是一個尊重人的尊嚴，尊重和保障人權，尊重人的主體性的社會。為此，建立一個為人民而存在、溫暖而富有人性的、人人都能夠容易和接近的民事訴訟制度，讓權利受到侵害或與他人發生爭執的任何人都能夠得到法院公正、及時、廉價的救濟，是世界各國民事訴訟制度的普遍理想。  當事人的程序權，是民事訴訟的內核與精髓，對當事人程序權的保障是"正當程序"（due  process）基本要求，其基本內容包括裁判請求權、聽審請求權、程序選擇權、處分權等。

（一）裁判請求權。憲法和法律所確認的權利在被侵犯或與他人發生爭執以后，應當有所救濟，無救濟即無權利。裁判請求權，就是指公民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或與他人發生爭執時享有的請求獨立的不偏不倚的司法機關公正審判的權利。 裁判請求權不是普通的權利，而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

（二）聽審請求權。聽審請求權，也稱聽審權（the  right to be heard）,人民法院對一個人的權利、義務、責任進行判定的時候，當事人有就案件的事實、證據以及法律問題向法院充分發表自己意見和主張并以此影響法院的審判程序及其結果的權利。聽審請求權是公正審判請求權的核心內容，是程序正義實現中的憲法保障的核心。

（三）程序選擇權。現代社會是尊重人的主體性的社會，基于保障當事人的人格尊嚴的需要，必須承認和尊重當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因此，應當承認當事人雙方在一定范圍內有合意選擇程序或者單方選擇程序的權利，這就是程序選擇權。  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是訴訟活動得以展開的基礎。

（四）處分權。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3條的規定和學理上的一般解釋，處分原則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  權利的設定意味著法律劃定了國家權力不得隨意進入的空間。處分權不僅貫徹了私法自治原則的需要，而且是當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的必然要求。

四、搭建的前導：我國訴訟調解制度的建構原理

訴訟調解，在我國的司法運行中就可謂一波三折，  近年來，建構符合我國國情民意的訴訟調解制度的呼聲甚囂塵上。正如上文所述，既然當事人的程序權是民事訴訟的內核與精髓，那么訴訟調解作為民事紛爭的一種解決方式，就必須遵循程序權保障的基本要求，熔鑄到訴訟調解建構的原理中，作為我國民事訴訟訴訟調解制度的指導思想。筆者認為，當事人程序權保障視野下的訴訟調解制度原理包括程序基本權保障原理、程序相對稱原理、程序正當性原理、調解合意保障原理等。

（一）程序基本權保障原理：在民事訴訟場域，程序基本權包涵裁判請求權、聽審權、程序選擇權以及處分權等 。因此，在設計訴訟調解程序的時候，需要首先確立保障當事人程序基本權的理念，不能因為一味倚重訴訟調解而戕害當事人訴權。一是要明確限定訴訟調解案件的范圍，正視紛爭事件類型與裁判機能的流變，不能遇到案件就訴諸調解，否則，就有可能限制當事人的民事權益的充分行使；  二是要尊重當事人意志自由，即使是進入訴訟調解的案件，法院也不能強迫或變相強迫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否則司法公正則無從談起；三是對于調解不成的案件，或者在調解協議被撤銷或被確認無效的情形下，當事人得有請求法院快速判決的權利。

（二）程序相對稱原理：糾紛解決機制應當與糾紛的性質、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案件的重要性等因素相適應，這就是糾紛解決機制適用上的程序對稱原理。  如前所述，任何人都享有裁判請求權與程序選擇權等程序基本權。隨著社會經濟情勢急劇變化，民事紛爭事件之質、量均多于往昔，且在形態、內容上益趨于多樣化、復雜化。法院并不是且也不能適用劃一的程序保障來有效行使審判權。事實上，案件類型不同，其所適用的審理程序應當有所區隔，即糾紛類型不同，其所適用的糾紛解決機制或程序也應當是不完全相同的。運用審判程序更宜于解決的糾紛應當優先并盡快進入訴訟環節，而適宜并應當適用調解程序解決的糾紛，則應當盡可能地達成調解協議結案。因此，我們要依據程序相稱原理規制進入訴訟視野的案件，任意擴大與限縮訴訟調解事項的范圍均與程序相對稱原理相悖。

（三）程序正當性原理：正當性原理，就是要求對程序運行及其產生的結果，當事人及其具有訴訟利益的相關人均能將其作為正當的東西加以接受。缺乏正當性的程序機制終難久長存續。審判程序正當性的重要根據在于程序的公正性，如果審判程序是不公正的，該審判程序包括其運行結果就不會為人民所接受。訴訟調解當然也存在應當具有正當性基礎的問題，否則，通過調解所達成的協議對雙方當事人就不應當有約束力，訴訟調解的生命力即蕩然無存。堅持調解程序正當性：一是要求法官超然中立，法官絕不應當對訟爭的權益有其個人利益要求和非理性偏好；二是調解合意的達成，應當是雙方當事人合法自愿的商定；三是法官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對話必須是誠實無欺的，杜絕任何形式違背當事人意愿的強制調解、以判壓調、以判促調。

（四）調解合意保障原理：調解合意既然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的表示，那么協議就應當得到切實的履行。訴訟調解在意味著當事雙方就相互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協商處理的同時，也意味著法官向當事人的法律釋明工作的展開。雙方在此基礎上合意達成的協議應當共同遵守和自覺履行。調解合意保障原理就在于訴訟調解本身的司法性特征，調解合意的踐履具有公權保障，即非因法定事由調解協議不得隨意被撤銷或被確人認無效，對調解協議無法定合理事由的違反，都應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五、理性的構建：當事人程序權保障下訴訟調解制度之完善

(一)合理界定訴訟調解范圍與限度

相對明確的界定訴訟調解的范圍與限度是訴訟調解的重要環節，理由有二：一是民事案件類型的復雜性，并隨著社會的發展，新矛盾、新糾紛還將不斷層現；二是由此帶來案件的性質也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訴訟中解決的難易程度也不相同。

1.案件范圍的劃分。調解只是糾紛解決的一種方式，對任何案件都一體施以調解，難免對當事人的訴訟權益與實體權利造成損害，同時也會耗費訴訟資源。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對著重調解的案件作了比較科學的歸類 ，有較強的指導意義。而對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適用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還債程序的案件，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確認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質不能進行調解的民事案件，則不予調解。

2.調解強度的限定。調解強度指稱的是調解著力程度大小的概念，包括調解頻率、調解力度以及調解意向對當事人的壓迫感等。無論是訴訟調解或是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均需以當事雙方合意為基礎，否則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調解。在當前訴訟調解實踐中，當事法官更多的出于調解考核率之考量以及陷于"調解結案=案結事了"的迷思，常常假以自身公權優勢，利用與當事人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狀，一而再、再而三地過度適用調解，通過超頻率、大"力" 度，令當事人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調解實際上已經偏離其初始目的。因而，筆者認為，良好的調解應當是適度的、舒緩的、和諧的，這點調解法官必須要有精準的把握。

3.調解功能的定位：規定著調解在現實中位置和形象的最根本的環境因素，就是許多糾紛不能都由審判處理卻又期待著審判方式處理的社會心理。  日本學者棚瀨孝雄根據調解在功能上強調重點的不同將調解分為判斷型調解、交涉型調解、教化型調解與治療性調解。  就其功能而言，判斷型調解與交涉型調解重在"成本的降低"，而教化型調解與治療性調解則偏向于"共同體內秩序的恢復"； 在目的傾向上，判斷型調解與教化型調解著眼于"發現法律上正確的解決，交涉型調解與治療性調解則更多的尊重當事人"選擇喜好的解決"（其交互關系見數軸圖示2）。

圖示2：四種類型調解的功能定位圖譜

總之，調解法官應當綜合考量案件類別、特征、標的以及當事人特質等多方面因素，采取行之有效的調解方法，實現既能保障當事人程序權，又能做到"案結事了人和"。

4.調解技藝的適度。調解當然需要技巧，但訴訟調解首先需要的是真誠，爾后才是技藝。調解法官首先必須是一個真誠的人，一個被糾紛當事人各方均認為是能夠理解和關心當事方及其爭議的人。調解法官應當具備能夠引導當事人達成談判協議的技能，并且公正地對待每一方，誠實正直，在調解中保護每一方免受因對方的進攻或自身能力不足而受到傷害，并且與促進達成某一最符合當事人利益的解決方案不存在利益沖突。盡管在調解過程中，似乎缺乏"有效的權力"，但調解法官技藝的介入卻可以改變談判的力度和方向。

圖示3：調解運行的一般順序與技藝

 1 見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通知。
2 訴訟調解，也稱法院調解，“指在人民法院審判組織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民事權益爭議平等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見曾憲義主編：《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69頁）。
3 肖揚：《充分發揮司法調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載《求是》2006年第19期。
4 據統計，2009年全國法院審理各類民事一審案件5800144件，其中調解結案的有2099024件，占全部一審民事案件的36．2%。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0年第4期，第31頁。
5 資料來源：《中國法律年鑒》及最高人民法院統計處，其中2006年數據來自陳永輝：《2006：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糾紛立新功》，載《人民法院報》，2007年2月7日；2009年數據來自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0年第4期，第31頁。
6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改革，一般以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發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第6期）為起點；雖然1991年民事訴訟法的修改，確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但在司法實踐中這一原則并未能得到較好的貫徹與依循。
7 參見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8 蘇力：《關于能動司法與大調解》，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第8頁。
9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止2008年末，中國城鎮人口已達6．07億人，城鎮化率為45．7%，加之實際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村人口，因而當前中國城鄉人口比例約為50%。
10 參見蘇力：《家族的地理構成》，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1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組織學習陳燕萍工作法 深入推進向陳燕萍同志學習活動的通知》（蘇高法【2010】161號），第5頁。
12 參見黃兆麟、賈莉：《揭開調解自愿的面紗------基于兩個離婚調解案件的思考》，載《公正司法與構建和諧社會------全國法院第十八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萬鄂湘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24-627頁。
13 參見李浩：《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第59—61頁。
14 這種現象，我想廣大法官朋友應當感同身受，為了能使得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合意”，辦案法官做了大量工作，單單數度約請當事雙方溝通除外，甚至挖空心思發掘當事人信任的親友協助加大對當事人的攻心，以求達成最終的調解協議。
15 [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機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頁。
16 張衛平：《訴訟調解：時下勢態的分析與思考》，載《法學》2007年第5期。
17 [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邊緣》，姜宇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7頁。
18 范愉：《樹立司法權威是法制發展的一個過程》，在“維護司法權威的法律意義座談會”上的發言，載2004年3月10日《人民法院報》。
19 [美]斯蒂芬·B·戈爾德堡 、 弗蘭克E·A·桑德等著：《糾紛解決---談判、調解和其他機制》，蔡彥敏、曾宇、劉晶晶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18頁。
20 參見[日]小島武司：《訴訟制度改革的法理與實證》，陳剛、郭美松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頁。
21參見劉敏：《裁判請求權研究-----民事訴訟的憲法理念》第一章“裁判請求權的意義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2 劉榮軍：《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頁。
23 劉敏：《原理與制度：民事訴訟法修訂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36頁。
24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94頁。
25 建國之初，“馬錫五式”的“以調解為主”，到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將訴訟調解在訴訟中定格為“著重調解”，1991年《民事訴訟法》又改之為“調判并重”。其后一段時期，由于程序正義的勃興，曾一度出現“重判輕調”的局面；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重新提出了“著重調解”的原則，時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對一部分民事案件科以調解的前置條件；2007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進一步發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確立的“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民事審判工作指導方向；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調解工作被提高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26 有關闡述已經在前文展開，此處不再贅述。
27 [日]蘆部信喜編：《憲法》（日文版），有斐閣1981年版，第287頁。
28劉敏：《原理與制度：民事訴訟法修訂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75頁。
29 即《意見》第4條的相關規定：事關民生和群體利益、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配合的案件；可能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群體性案件、集團訴訟案件、破產案件；民間債務、婚姻家庭繼承等民事糾紛案件；案情復雜、難以形成證據優勢的案件；當事人之間情緒嚴重對立的案件；相關法律法規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適用法律有一定困難的案件；判決后難以執行的案件；社會普遍關注的敏感性案件；當事人情緒激烈、矛盾激化的再審案件、信訪案件。
30 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條。
31 [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52頁。
32 [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53頁。
33 [美]斯蒂芬·B·戈爾德堡 、 弗蘭克E·A·桑德等著：《糾紛解決---談判、調解和其他機制》，蔡彥敏、曾宇、劉晶晶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15頁。
34 吳海龍：《民事訴訟調解控權論略》，曹建明主編《程序公正與訴訟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頁。
35以筆者的司法實踐，這類案件主要包括：一是訴請明確，證據充分，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一審民商事案件，按規定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可通過立案調解中心進行立案調解；二是根據法律規定和案件性質，除再審、重審和疑難、復雜需組成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以及在訴訟中需要審計、評估、鑒定的案件外，其他案件均可進入調解中心進行立案調解；三是對雙方當事人同時到庭要求調解和經口頭捎信、電話通知、傳票傳喚能到庭并愿意接受調解的案件，可進行立案調解；四是案件受理后，經審查認為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的案件或調解中心認為可以適用立案調解的案件以及一方當事人請求調解的案件，應當調解；五是對訴訟標的額較大，但爭議不大，而且權利義務關系又非常明確的給付之訴，只是在給付方式，給付時間或利息、違約金、訴訟費用分擔方面有爭議的，如當事人有調解意愿的，也可進行立案調解。

36 王亞新：《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7頁。
37 趙澤君：《民事爭點整理程序的合理性基礎及其建構》，載《現代法學》2008年。第2期，第108頁。
38 從訴訟效率角度觀之，筆者主張的調解并不一定要“事實清楚”， 正如法諺所謂：“極端確實，破壞確實”，或者說，”法之極，不法之極”。（ 對此，鄭玉波先生的解釋是：“法律問題與自然科學問題不同，與其注重極端精確，毋寧注重妥當。”參見鄭玉波：《法諺》（二），第21頁。）
39 范愉：《訴訟調解：審判經驗與法學原理》，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6期，第133頁。
40 范愉：《訴訟調解：審判經驗與法學原理》，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6期，第134頁。
41 公丕祥：“能動司法與社會公信：人民法官司法方式的時代選擇‘陳燕萍工作法’的理論思考”，載《法律適用》2010年第4期，第3頁。
42 在2007年全國法院第七次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的曹建明同志非常精辟地指出：“一是調解和裁判都是人民法院調處民事糾紛，定紛止爭的手段，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不能搞調審分離，甚至搞調審對立；二是調解和裁判的目標都是定紛止爭，案結事了，好的調解和好的判決一樣能夠樹立司法權威的效果，都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三是調解不能定指標，不能久拖不決，不能以損害司法效率換取調解率；判決不能搞簡單化，不能走一判決了之的老路，不能以治標不治本換取結案率。”見曹建明：《當前民事審判工作中的若干問題》，載《法律適用》2007年第2期，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