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8日，宋某與某分公司設立的儀征營業廳的“負責人”李某達成短期借款協議，協議明確規定：由宋某借給該營業廳人民幣10萬元，期限為3個月，到期付息5000元，逾期追加罰息1萬元。協議達成后，宋某按約當天將人民幣現金10萬元交給了李某，同時，李某向宋某出具了蓋有該營業廳印章的借條1份。借款到期后，宋某多次向該營業廳追要均無結果。由于該營業廳是某分公司所設立，某分公司又是某公司設立的分支機構，宋某遂將某公司及其設立的分公司一并訴至法院，要求兩被告共同償還該筆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計11.5萬元,并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案外人李某不是某分公司設立的儀征營業廳負責人，某分公司設立的儀征營業廳，任命和登記的負責人是張某。李某用該營業廳的營業執照刻制印章時，既未經該營業廳的負責人及某分公司批準，又未按照有關規定辦理準刻手續，其行為屬私刻印章，由此而產生法律后果由行為人自負。因此，原、被告之間未發生民事借貸法律關系，宋某所訴被告主體錯誤。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三）項之規定，裁定駁回宋某起訴。

宋某對一審裁定不服，以被上訴人不能出其合法刻制的印章，李某所從事的借款行為是職務行為，是得到被上訴人授權的，責任應由被上訴人承擔為由，要求二審法院撤銷原裁定并發回重審。該案經揚州中級法院審查認為，李某刻制某分公司儀征營業廳的印章，未征得某分公司同意，此節事實有李某在原審陳述為憑，某分公司儀征營業廳的負責人為張某而并非李某，故對上訴人所稱李某從事借款行為是職務行為的上訴理由不予采信。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之規定，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的終審裁定。

本案的爭議焦點，李某向宋某出具的蓋有某分公司儀征營業廳印章的借據，借據上的印章是否系李某私刻行為。從本案的審理過程來看，證人李某認可自己刻制該印章時沒有向營業廳的上級公司匯報，也沒有向營業廳負責人匯報，原告宋某沒有證據證明李某系該營業廳負責人。李某認為自己是營業廳的實際負責人，但是營業廳的上級公司并不認可，李某也沒有任何證據予以證明。因此，李某系營業廳實際負責人的身份并不能認定，而且某分公司登記設立了營業廳，任命和工商登記的營業廳負責人是張某。根據1993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當前經濟審判工作中若干問題的討論紀要》第61條規定：合同簽定人以竊取單位公章，蓋有單位公章的合同書簽定經濟合同的，應當認定合同無效，一切責任由盜用人自負。第65條又規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1999年對1993年的紀要進行了修改，但對65條沒有進行修改）：“未經單位領導批準，刻制本單位公章簽訂經濟合同的，應該確認合同無效，一切責任由合同簽訂人自負”。《國務院關于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印章的規定》第四條第一項“制發印章的機關，對于印章的刻制和發送必須加強管理，嚴格手續。刻制機關印章的工廠或刻字社，必須取得用章單位的上級委托書和公安部門的準許，才能刻制，對于偽造印章和使用偽造印章者，應當依法懲處”。本案中李某在印章的刻制過程中，未經過上級公司的受權和公安部門的準許，在未辦理必要的準刻手續情況下而刻制印章，其行為違反了公安部關于公章刻制的有關規定。因此，應當認定李某的行為是私刻印章的行為。

本案李某只是某分公司的代理商，并不是某分公司儀征營業廳的負責人。李某向宋某出具了蓋有某營業廳公章的借條的行為應屬于無效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66條規定：“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的行為，只有經過被代理人的追認，被代理人才承擔民事責任。未經追認的行為，由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48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的合同，未經被代理人追認，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由行為人承擔責任。”因李某只是某分公司的代理商，并非營業廳的負責人，其向宋某出具蓋有某分公司儀征營業廳印章的借據，所產生的行為應認定為無效。一、二審法院作出駁回宋某訴訟請求的裁定，于法于理均相符，這樣處理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