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經濟的發展曾一度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成為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致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延續至今。唐律代表了中國封建立法技術的最高成就，在中國法典編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和意義。

唐朝統治者在吸取了隋朝滅亡的教訓后，為了長治久安，制定了《唐律》。《唐律》以儒家禮教思想作為立法根據、量刑標準及解釋法律的緣由，即以禮為靈魂，做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使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相統一。《唐律》中一系列重要原則和制度都能從禮教中找到淵源。《唐律》概念準確、闡述詳明、語言凝練、邏輯嚴謹。其中綱領性的《唐律疏議》以《名例律》為“十二篇之首”，余下《衛禁律》、《職制律》、《戶婚律》等十一篇則按其調整社會關系的性質不同進行有序地組合。《名例篇》為綱，其它篇為目，綱舉目張，前后條文相互呼應、協調一致。《唐律》與歷代刑律相比，其主要特點是“重典治國，用刑持平”，不但大大減少了死刑條款的數目，而且降低了量刑幅度，在適用刑罰時也相當地審慎，表現了唐朝統治者實事求是和嚴肅謹慎的立法態度。如，《唐律》一掃前代對于官吏謀取利益的腐敗犯罪行為立法的混亂狀態，將之歸納為“六贓”，從而規范了官吏贓罪的立法，并為后世沿用。《唐律》“坐贓致罪”條,疏議曰： “贓罪正名，其數有六，謂：受財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強盜、竊盜、并坐贓。”其中強盜、竊盜即為今之搶劫、盜竊；受財枉法、不枉法，即現在的受賄罪； 受所監臨，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屬吏民財物的行為；坐贓，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賄賂或盜竊的原因，而是為公或為私收取不應收的財物。此類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不盡然都是官吏，《唐律》將之納入六贓，是因為贓者的實質是非法取得公私財物者。而且，在官吏作為此類犯罪主體時，與普通人有所差別。如官吏監守自盜，在《唐律》中雖屬竊盜罪，但要加重二等處刑，甚至可以加至死刑。其他四種贓罪的犯罪主體均限于官吏，這是最直接的打擊官吏腐敗的武器。《唐律》用簡明的律條，全面規定了調整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原則和制度。內容涉及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婚姻、家庭等領域，規定了400余種罪名，卻僅有12篇 500條，表現出了高度的概括力和文法的嚴密性，體現了封建社會最高的立法水平。

《唐律》是中國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是中華法系的代表作，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世，立法者及有關學者都給《唐律》以極高的評價，它不僅具有典型的封建立法價值，而且也被后人證明了其是世界封建社會中最輝煌的一部法律。它在中國法制史上，居于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無論在立法思想、原則、篇章體例上，還是在法律內容上都承襲了以往各代立法的成果，在吸收前朝先進成 果的同時，又有所創新和發展。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部完善而寬容的法律，才使唐朝百姓能夠有法所依，體會到統治者發展經濟的良苦用心，因而能夠安居樂業，繳稅納賦，使唐朝江山一統數百年。《唐律》不但對唐朝的政治經濟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直接影響了后代中國封建法制的發展。五代各國立法基本上取法于唐， 宋、元、明、清也以《唐律》為重要參考，制定和修改法律。曾有人評價《唐律》說：“乘之則過，除之即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即對《唐律》隨意增刪不 是有過就是不及，都將影響其完整性、嚴密性。《唐律》對后世封建法制的深遠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唐律》對古代周邊各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成為周邊國家封建立法的淵源。其中，尤以日本和朝鮮為最。日本于公元701年頒布的《大寶律令》，在日本的封建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內容與體例和《唐律》基本一致，只是略有簡化。朝鮮法制在高麗王朝統治的四百余年中，基本上都是沿襲唐朝的法制。可以說《唐律》對整個世界封建法治的進步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唐律》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司法體系，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歷史價值。直到今天，我們在提倡依法治國的過程中，《唐律》在立法原則、篇章體例、形式及內容上仍然有一部分是值得我們肯定和借鑒的。在立法原則上，《唐律》規定依律慎刑，用法劃一，雖親必罰。即依法論罪，統一適 用法律，不得朝令夕改，王宮大臣犯法要施以重罰。我們現行的法律也強調依法辦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有任何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在篇章體例上，《唐律》之首名例律，規定了法定刑的種類及其適用原則，相當于現代刑法的總則部分。《唐律》強調法條簡約明了，有利于執法者依法審判，這也是現代立法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在形式上，《唐律》主要有律、令、格、式等，種類多樣，相輔相成，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我國當前也存在著由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等組成的法律體系。在內容上，有關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主從、數罪并罰以及外國人犯罪等《唐律》都已有涉及，其中絕大部分規定為后世所吸收和借鑒。

一國法制建設的進程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在前人成績的基礎之上不斷加以完善；同時良好的法律制度也是富國強民的一項重要法寶。《唐律》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成文的財富，更多是深刻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