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全年審判46件66人；2006年全年審判36件44人；2007年截止8月中旬審判10件16人，預計全年不會超過20件。這是近三年來，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理數字。可以看到，一條急劇下降的曲線躍然眼前。

看到這一串數字，不知我們該感到高興，還是疑惑。自從2006年《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后，全國政法系統便掀起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護的潮流：

首先在法院：根據該司法解釋，少年案件的承辦法官轉變自身審判觀念，貫徹“教育為主、懲罰為輔”，運用恢復性司法等方式，大量未成年被告人被判處非監禁刑、緩刑。這些少年要么被交于其親屬管教，要么交于社區矯正組織進行監管矯治，在保護社會的同時，也確保了少年犯得到妥善的教育，重新做人。

其次在檢察院：青少年犯罪案件也成為檢察機關重點辦理的案件。通過刑事和解等多種手段審查案件要旨，對相當數量的未成年嫌疑人采取“不捕不訴”的措施，直接使其返回社會，由檢察機關組織各方面單位進行監管。

再次在公安機關：隨著青少年保護意識的提高，并且相當數量的移送批捕、起訴的未成年嫌疑人被免于逮捕或免于起訴，公安機關也將一定數量的在原先看來需要被移送批捕、起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經過內部評議，放棄移送，直接釋放

這一完整鏈條的初衷本在于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不受損害，幫助失足青少年重新做人。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憂慮。從媒體報道看，當前社會犯罪形勢有向低齡化轉變的趨勢，未成年人犯罪的總體態勢依然十分嚴峻。筆者認為，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偵察起訴階段便被終止，可能會產生嚴重的監管問題，因為：

一方面從理論上講，未予逮捕或未予起訴的嫌疑人，其本身屬性是無罪的。沒有法律明確授權，任何監管組織均無權對正常的普通公民進行所謂“矯正”的。

其二從實踐上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社區矯正主要適用范圍包括：1．被判處管制的；2．被宣告緩刑的；3．被暫予監外執行的；4．被裁定假釋的；5．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由此可見，現行社區矯正體系并未將公安機關自行釋放或檢察機關“不捕不訴”的嫌疑人涵蓋進來。這樣一來，對已經釋放的嫌疑人監管就全憑各相關單位的自覺，缺乏操作上的規范性，自由度過大。

因此，筆者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體處理，提出如下建議，

其一，進一步提升公檢法各機關對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理念。本著對社會負責、對被害人負責、對未成年嫌疑（被告）人負責的態度，對情節輕微，親屬能夠監管的未成年嫌疑（被告）人適用“不捕不訴”或免于刑事處罰的方式；對確有危害情節且無法實現正常監管的未成年嫌疑人，還應進入司法審判程序，給予其相應的監管矯正措施，避免其重新犯罪，幫助社會排除危險，幫助重新做人。

其二，立法應細化明確檢察機關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訴”的具體標準。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新修改的《人民檢察院辦理起訴案件質量標準(試行)》和《人民檢察院辦理不起訴案件質量標準(試行)》便對該標準進一步進行了明確，這是一個好的開端，但具體落實中是否能夠完全適用具體審查下的案情，還需今后的實踐加以檢驗。如果仍無法完全明確嫌疑人的客觀情況，原則上還都應提起公訴。畢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檢察機關并不具備聯系、監管、矯正的專門職能。

其三，立法應細化增加對未成年犯罪案件的處理規范，增添對免于刑事處罰的未成年被告人的社會監管矯正手段：指定相應矯正組織對免于刑事處罰的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法制教育，監督其進行公益服務等，幫助他們反省立人。而當前，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處理中，由于缺少立法規范，法院判決免于刑事處罰的情況并不多。咎其原因也在于一些本可免于處罰的未成年被告人，根本無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家庭、學校監管，極有可能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繼續危害社會。因此，法院往往選擇判處緩刑，這樣才能將其納入社區矯正機構的管理范圍之中。此屬無奈之舉，如要徹底扭轉，尚需立法完善。